http://finerain.blogsome.com 那轰然一响，我们也是尘埃 Sun, 15 Jun 2008 20:35:37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80后是幸运的。 他们出生在一个理想主义一息尚存的时代，一个文化上相当开放，政治上相对开明的时期。他们看过近400部动画片，其中大部分是国外的经典，他们大部分没有受到中国垃圾动画片的戕害；他们看过数不清的武侠片子，其中大部分是港台片，谢天谢地，他们几乎没有被张纪中恶心过；他们看过无数的经典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戏说乾隆》等等等等，因为他们见识过真正的经典，所以他们大多对当今的电视剧不屑一顾。他们小时候没看过A 片，却发现现今银屏上几乎都是A片；他们小时后还被“早恋”一词所困惑，还在为青涩的感情而挣扎，现如今，多少少女正在体会口交的快乐；80后的性教育十分有限，他们正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自学成才；80后是被集体强奸的一代，就像所有出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孩子一样，在他们还没有任何政治意识的时候，被强迫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戴上了“革命先烈”献血所染红的红领巾，在小学的时候，就明白了小队长、中队委、中队长、大队委、大队长的区别，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祖国的等级观念。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6/16/p62/      关于地震预测、地震是否可以预测，目前的争论可谓如火如荼、水火不容，直到前几天连我一向敬重的熊博网都发话了（地震研究之一：佛曰卡死他），足见事态不小；隔日，连岳转载《亚洲周刊》关于耿庆国的报道，引起相当一部分牛博网友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我想，是有写一些东西的必要了。      主张地震不可预测的人或者说因为难度太大而基本不可准确预测的人，包括地震局研究员张国民、熊博网等（想必还有方舟子？），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地震过程的复杂性，第二，地壳深部的不可入性，第三，地震事件的小概率性，还包括熊博提出来的，地质运动的混沌性和非线性，熊博还举出了大气运动等实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认为，如果A（地壳运动）导致了B（地震），我们必须知道从A到B所有环节的因果律，以及从A开始的初始值，并能有效的测算初始值在各个因果律作用下的变化量，从而最终测算出B的可能状态。换句话说，只有知道了地壳运动的所有规律，并且知道了地壳运动的初始状态，才有可能对地震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熊博网则更进一步，认为在混沌状态下和非线性法则的影响下，不仅现在无法预测，即便是将来也无法预测。      那耿庆国是什么意见呢？他是如何预测地震的？      从我们现有的资料看，耿庆国毕业于中科大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曾任地质部物探所地震预报室技术负责人，并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工作过9年，现任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科学顾问。出版的专著有《中国旱震关系研究》（海洋出版社，1985）等。      通观全书，耿庆国根本没有采用上述的预测思路，他认为，如果“地表旱”（与“旱”庄稼的“旱”在概念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下文解释）与地震具有前后相随的密切关系，我们就能够通过监测“地表旱”来预测地震（原书远为详密，这里只能复述大意，地震预测还有可以参考的地应力、强磁暴等多种观测因素）。概言之，他认为，如果C（地表旱）与B（地震）具有前后相随的密切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如此紧密使后者的出现概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时候，预测地震就是完全可能、并且可以的。请注意，他在这里并没有认为C和B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也没有否认A（地壳运动）是B（地震）的最终原因。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为旱震理论，并且得到了中国历史上经验数据的支持。这种理论看起来有点“土”，并且不那么“科学”，因为他没用运用因果律说明A到B的具体演变关系，但对于预测地震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科学的方法。        耿庆国先生的书究竟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我想，绝大多数的人不具有评价资格。不过我知道，耿先生运用他的旱震理论，成功的预测出了海城地震、唐山地震和此次的汶川大地震。如果这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难道还不能说明一些问题？        看了连岳转载的《亚洲周刊》的报道以及相关回帖，很多人在唧唧歪歪地震是否可以预测，你死我活、纠缠不休，其实这大可不必。如果说地震是否可以预测是个科学问题、学术问题，那么，国家地震局是否收到了耿庆国4月30日的函件则是个十分重要的公众问题。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国家地震局和耿庆国先生各执一词，前者说未收到任何临震预报，后者说密件四月三十日发至国家地震局（见《亚洲周刊》的报道），那么必有一方在说谎(姑且认为不存在密件寄丢了的可能性)。请个独立调查组如何？作为个人而言，华南虎让我见识了国家林业局的水平，我就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地震局。      如果地震局收到了函件，因为临震预报的意见不同而不采纳是水平问题，那么如果收到了硬说没收到，是个什么问题？请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回答一下。        解释一下“旱震”。     “必须指出的是，旱震关系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旱庄稼的‘旱’，与旱震的‘旱’，尽管是同一个‘旱’字，但它是两种差别很大的‘旱’情；也就是说，旱庄稼的‘旱’与旱震的‘旱’，在概念上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两码事。     “农作物生长期间需要水，而天又不及时降雨（雪）下来，就会造成各个不同季节的‘旱’情，如所谓的春旱、夏旱、秋旱、冬旱等。而往往是在某一局部地区春旱或夏旱出现之后，接着就是雨涝。这样尽管全年总和降水量与多年平均降水量水平完全相当，也就是说，纵观全年并不缺水，但是由于在夏收前未及时降雨旱了庄稼，因此，农业气象上往往认为这一年是干旱年。     “旱震的‘旱’，则是作为6级以上大地震中期孕震过程的气象效应的典型表现，即孕震过程中的‘地表皮肤病’，而成为引起我们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     “旱震的‘旱’，往往是春夏秋连旱，或春夏秋冬连旱或连续二、三年大旱；而且是大面积的严重干旱；往往是几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因此，所有旱震的 ‘旱’，必然首先‘旱’庄稼。反之旱庄稼的‘旱’，由于干旱时间短，旱区面积小，旱情程度一般，尽管于农作物生长不利，但根本与强震活动无关。”                 《中国旱震关系研究》，第三页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汶川大地震后，2005年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曾子墨做的《唐山大地震29年祭》的视频就在优酷网被屏蔽了，李世辉新浪博客《地震专家欲哭无泪》的文章也被屏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了解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又为什么不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资讯，从而判断各种说法、宣传的真伪？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大多数是中国人，请运用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来判断一下各种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次地震预测的争论具有深刻的思想史背景。我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在近年来达到高峰，其标志则是祭起了“伪科学”的大旗。因此，说地震不可预测的是科学家，说地震可以预测的是伪科学，是骗子。水变油的故事我们已经听烦了，我也不否认一些骗子假科学之名行诈骗之实，但将一切不同方法不同理念不同观点的人或物归于“伪科学”则大谬不然。今日地震预测争论中的“伪科学”与昔日科玄论战中的“玄学鬼”真是暗通款曲、遥相呼应。（想了解唯科学主义相关争论的，可以参看郭颖颐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唯科学主义》）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西汉末年的今古文经之争与现在的地震预测争论何其相似：都不仅是学术之争，亦是饭碗之争。从历史上的经验看，往往是被压迫被排挤的一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这次地震预测之争，恐怕很难以就此结束。我们且积极参与、静观其变。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深厚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然而讽刺的是，以史为鉴在中国从来都是一句屁话。        最后，为有兴趣的朋友提供一些资料：      唐山大地29年祭（到目前为止能看的地址）：http://tv.mofile.com/LOHV681D/      耿庆国的《中国旱震关系研究》：http://yuankui.net/hanzhen.rar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5/26/p61/ 今天的强震有人预报                                                              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   李世煇     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主导下，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32年前的唐山地震和今天的汶川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提到：有的报纸说唐山地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时事辩论会主持人说：如果唐山地震时不拒绝外援，不会死几十万人。这些看法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如果尊重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科学家的意见，这些灾难倒是可以避免的。请参阅本人博客上转载的和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中国，一批（1970年代）年轻的中国地震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充分利用历史文献记载和“取象比类”的方法等），取得遥遥领先国际的科研成果。例如，耿庆国根据历代(包括1956-1970年)大旱与地震关系的统计，发现“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5年往往是旱区。旱区越大，干旱时间越长，相应的震级越高”的统计规律（公元512年-1879年中国大旱后2-3.5年,发生了7次7.5-8级大地震）。1972年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方法”，根据这一规律，耿庆国预报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特别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在19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旱震关系》（科学出版社）。这些成果触犯了地震界当权者的利益，耿庆国被调出预报队伍，去了地震报社。    doubanclaim9c8420d4614d5cff     今天，2008年5月12日，听到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震，中国的地震科学家耿庆国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2006年他根据旱震关系提出中期预报，近年阿坝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2008年4月26日和27日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下属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经集体讨论,作出“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密件发出），而且，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明明是国宝，却受到当权的主流地震科学家的排斥，只能靠微薄的退休费坚持搞科研。可惜这位退休的地震科学家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的感觉是满腔悲愤。什么时候耿庆国、汪成民、任振球、王迪兴等一批国宝才能不受排挤，得到国家资助,放开手脚为振兴中华效力呢？附图摄于12006年12月17日“从海诚地震到青龙奇迹研讨会（第20次天地生人学术会议）”会前，左为耿庆国，右为汪成民，中为李世煇。可惜不会操作，没有贴上。（李注：2008年5月12日23时52分左右，这一短文已发表在新浪网李世辉博客上，时间仓促，当时有个别错字，现已修改）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5/14/p59/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 1959年流亡印度的達賴喇×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產黨”、“热爱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陆肆”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達賴喇×，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鄧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鄧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黨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產黨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 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 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 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達賴喇×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達賴喇×的尊称。祝福達賴喇×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達賴喇×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達賴喇×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達賴喇×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 “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達賴喇×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達賴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達賴。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達賴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 “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達賴喇×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達賴喇×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達賴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黨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產黨、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達賴喇×。钟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钟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钟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鎮壓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達賴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達賴喇×的敌对。達賴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達賴世系和達賴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達賴为敌，就等于与全部達賴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達賴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達賴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 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達賴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達賴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達賴喇×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鎮壓，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達賴喇×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達賴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達賴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達賴喇×。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達賴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達賴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 達賴喇×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達賴顶礼膜拜，達賴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達賴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達賴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達賴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達賴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钟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達賴定性： 　　“達賴是图谋西藏獨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達賴喇×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達賴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達賴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達賴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達賴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獨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達賴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達賴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達賴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黨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黨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钟共黨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達賴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達賴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黨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黨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 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會主義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會主義，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會主義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黨的饭就得听黨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會主義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鄧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達賴喇×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達賴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達賴喇×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達賴喇×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達賴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達賴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達賴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達賴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達賴，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達賴喇×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達賴和以前的達賴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達賴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達賴喇×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達賴喇×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達賴喇×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達賴，以及逼迫藏人对達賴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達賴喇×汇报，最终使達賴喇×得以抢在钟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達賴喇×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黨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達賴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達賴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產黨，来世靠達賴喇×”，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產黨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達賴喇×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達賴。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達賴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達賴喇×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達賴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達賴喇×。至于在普通居民家，達賴喇×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達賴喇×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 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達賴，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纹化大革掵吗？想一想纹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達賴喇×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钟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黨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權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達賴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達賴，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達賴，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達賴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钟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 是 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達賴喇×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權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達賴喇×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達賴喇×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獨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獨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 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獨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達賴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獨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達賴喇×今年65 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達賴喇×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獨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獨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達賴喇×，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達賴喇×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獨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獨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達賴喇×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達賴喇×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達賴喇×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達賴喇×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達賴喇×，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達賴喇×，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達賴喇×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達賴。那时北京所立的達賴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達賴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達賴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獨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獨立，就是達賴喇×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達賴喇×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達賴喇×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達賴喇×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達賴喇×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達賴喇×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達賴喇×，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達賴喇×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獨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達賴喇×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達賴喇 ×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達賴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達賴喇×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達賴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達賴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 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達賴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達賴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達賴的宗教外衣”32，然而達賴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達賴喇× 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達賴去世后另立一个達賴，也不会达到目的。達賴喇×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達賴，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達賴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達賴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達賴喇×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產黨人，尽可以把達賴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黨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達賴喇×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達賴喇×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達賴打开过大门，是達賴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達賴喇×。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達賴喇×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達賴喇×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達賴喇×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達賴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達賴喇×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 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澤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黨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钟共總書記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達賴喇×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钟共西藏自治区黨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達賴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黨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達賴喇×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達賴喇×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钟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達賴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3/24/p58/ 《十二怒汉》VS《罗生门》———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 南方周末　 倪梁康 　　《罗生门》　　剧情描述武士与妻子在旅行途中遇到强盗，妻子被强暴，武士被杀。事后当事人和目击者对这一过程的追述，却人言人殊。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它似乎是无法再现的。 　　《十二怒汉》　　剧情描述纽约一名少年被控杀父，已经有11名陪审员裁定少年有罪，只有一位觉得可疑，提出异议，并凭耐心与毅力逐一说服了其他陪审员，少年最终被判无罪。这部电影试图向人们展示：各种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而达成共识，并切中客观真相。　　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从两部电影里解读出的，是政治哲学内部的“紧张”：作为“理性的动物”，人要合理（科学），合理指向的是通过论证而求真；作为“政治的动物”，人要合群（民主），合群指向的是多数，主旨在于尽可能地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真理与多数，科学与民主，或者说知识与意见之间，因此就出现了一条鸿沟。能否通过“相互说理”的道路，达到对真理的认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倪教授提供了自己的“意见”。　　　　　　　　　　　　　　　———编者　　□倪梁康　　伦理片，法律片，还是政治哲学片　　我想先用两个具体的电影故事做引子，来导入需要讨论的较为抽象的问题：一个是黑泽明导演的日本影片《罗生门》。它于1951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奖，如今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几乎无需再重复：武士金泽武弘与妻子真砂在旅行途中遇到强盗多襄丸，真砂被强暴，之后武弘被杀。对这一事件具体过程的事后描述，在被控杀人和强暴的强盗多襄丸、武弘的妻子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目击证人行脚僧以及发现武弘尸体的樵夫壳那里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说法却有很多。由于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视角，每个人在叙说这个过程时都有所隐瞒和有所编造，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电影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相。它似乎是无法再现的，至少无法通过众人再现。　　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表达了这个嘲讽。　　有一种如今越来越常见的观点认为：所谓真理，仅仅涉及与自然界有关的认识，例如1＋1＝2。它们是无法用多数票来决定的。在社会生活领域，是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真理可言的。民主政治只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意见（doxa）的东西变得像真理，变得像认识（episteme），例如正义、公平、平等、责任、善等等。但民主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满足。在当今时代，这已经代表了主宰的时代精神。坚持认为真理可以被认识的思想家（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如今已经越来越少；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有之，他们也会认为这种认识只可能是单个思想者或少数几个思想者的事情，它与大众是没有关系的。　　但悉尼·卢曼特1957年执导的美国影片《十二怒汉》却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故事，他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个片子在1957年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开始时，它向人们摆出一个似乎与1＋1＝2同样明显的事实：一个少年杀死了他的父亲；有人看见他举刀杀人的过程，有人听见他咆哮杀人的过程，有人指证他从小就有嗜好暴力的前科。因此，在12个陪审员中，11个人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确信这个少年就是弑父者。但八号陪审员仍然要求讨论这个案件。他在别人认为是明白无疑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异议。在夹杂着愤怒和咆哮的讨论中，原先被认作明晰确然的案情一步步显得可疑。最后的结果是12个人都同意，判定少年无罪。整个讨论和分析过程非常细致，耐人把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部电影都涉及谋杀、审判，都涉及个人伦理价值观的表露，但《十二怒汉》的命运却不同于《罗生门》：《十二怒汉》遭到的误解太多了。无论是把它看作伦理片，还是法律片，都是过于表浅的理解。我想把它称作“政治哲学片”，因为它的主旨在于对一个政治哲学内部之“紧张”的勾画。不仅如此，它比《罗生门》更进一步，因为它还表达了对如何处理这个紧张的基本态度，或者说，指出了如何处理这个紧张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地表述这个紧张：如政治与哲学的对立、多数与真理的对立、民主与科学的对立，如此等等。《罗生门》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对立。因此，当《十二怒汉》的故事告诉观众，只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而11个人认为他在胡搅蛮缠的时候，观众可能会想到，这个故事是想要再次指明，真理与认定它的人数多少毫不相干。　　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编剧或导演向观众演示出某种构建性的东西：通过对话和论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这里的关键在于“相互说理”。它可以说是今天西方议会制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依据。如果我们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认为政治只是用讨论（Diskurs）的方式来给意见披上真理的外衣，以达到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那么这部电影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　　《十二怒汉》试图向人们展示一个政治范式的成功案例。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这也就意味着，在真理与多数之间可能存在着沟通的桥梁。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信念。我们在古人那里发现的，更多的是相反的主张，历史向我们展示的也大都是相反的景象。　　科学指向的真理，与民主所指向的多数，能否贯通　　在展开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先回到古希腊的巨人那里去。柏拉图曾说：人是理性的（logos）动物。亚里士多德则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定义一个涉及发端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另一个涉及肇始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后人之所以言必称希腊，主要也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块土地上蕴育出了这两种精神。　　尽管以后对这两个定义有过无数次的分别解释，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却从未得到确定的回答。　　初看起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定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完全的对立。这个对立在于，理性要求合理，政治要求合群。于是，在科学与民主之间也就有一个明显的隔阂：科学所指向的是真理，其主旨在于通过论证而求真，民主指向的是多数，其主旨在于尽可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里的问题表现为：真理或真相只有一个，但它在我们心中的显现却总是千差万别。因此，这两个定义之间的距离，恰好反映出惟一的真理与多数的利益之间的鸿沟，或者也可以说，在知识与意见之间的鸿沟。　　当柏拉图要求，国家须由最理性的人、即哲学家来统治时，他贯彻的是一种用理性来主宰多数的政治主张，被牺牲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至少可以说，哲学王的基本特征是倾向于真理而非多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切都应当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在这里，自知与自制达到统一———实际上是统一在理性中，因为理性在柏拉图那里意味着心灵与自身的对话（我们可以称作理论理性），意味着心灵对自身的把持（我们可以称作实践理性）。　　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始终只是理想中的国度。他自己的政治尝试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历史否定了在政治哲学中完全朝着哲学一端的实施。所以，今天伽达默尔所论证的“哲学在政治上的无能”、图根特哈特所感叹的“哲学在今日道德困境面前的无助”，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印证。　　在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性人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人往往是对立的。这两种人代表着社会中两种不同的人的类型，并把他们彼此间的差异表现为哲人与民众、先知与常人的差异，例如苏格拉底和雅典人、耶稣和耶路撒冷人，如此等等。而且这两个具体的历史实例还说明了一点：上述差异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冲突。　　当然，这个对立仅仅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定义之关系的一种可能反映或可能解释。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人的本性既是理性的，也是政治的。对人的两种定义是对人心中的两种不同本性的确定。而且在这两种本性之间还存在着贯通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十二怒汉》可以告诉我们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通过“相互说理”来获得对真理的共识　　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他也承认“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可以更确切地表述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理性和多数、哲学和政治在他看来可以达到和谐一致。这甚至可以在“理性”这个希腊词的原本含义中找到：logos。当希腊人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时，他们不仅是指：人是理性的动物，而且还可以指：人是话语的动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是说理的动物。赫拉克利特在把逻各斯引入哲学时，偏重的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要理智地说话（noui legontas），就得将我们的力量放在这个人人共同的东西（即逻各斯）上面。”　　以后舍勒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进一步解释为，在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本质中包含着：他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并且自知这一点———无论实际上他是否始终愿意作为个别人生活。　　但以后的伊壁鸠鲁学派并没有附和这个信念，而是倡导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契约论，这个学说在近代得到弘扬和具体的实施，一直到今天都是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主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只是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政治理论而保留在教科书中。　　如果我们今天借助《十二怒汉》来重申亚里士多德的主张，那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各种政治人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说理来获得对真理的共识。这里所说的相互说理，就是建基于人的本性中理性的那一部分之上。　　按照克劳斯·黑尔德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把这种相互说理的艺术称作“明智”（phrónesis）或“实践智慧”。它能够在柏拉图式的“认识”（epistéme）与“意见”（dóxa）的极端对立之间建立起沟通，从而提供了在这两者非此即彼之外的第三种可能。当然，这样的说法会给人以调和主义或折中主义的印象。或许有人会问：“实践的智慧”与左右逢源的技巧究竟有什么区别？这可能会把问题导向别处。　　“相互说理”何以可能　　我们还是继续根据《十二怒汉》的剧情来考察在“相互说理”中含有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把“要素”定义为在一个独立单位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它的缺失意味着这个单位的不能成立；那么在“相互说理”这个概念中必定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　　其一，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严格地说，这种相互说理得以进行的一个前提在于：说理者都认可“理”（真相）的存在。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相互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强调个体间的意见差异性，如果否认真相的存在，那么争论也就不会产生，甚至差异也不复存在，因为差异是建立在同类可比性的基础上，而可比恰恰是相对于真相这个基本参照系而言。例如，《罗生门》中的众人都不否认真相的存在，而只否认他人所看到的真相。而《十二怒汉》中的11个陪审员则更是如此。他们是从对一个真相的认定（被告弑父）转到对另一个真相的认定（被告没有弑父）。　　其二，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论证活动本身的“合理性”（理智地说话noui　legontas），而且这个合理性是得到共同认可的（人人共同的东西：logos）。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相互说理就无法进行。这里我们只能以《十二怒汉》为例，因为在《罗生门》中没有发生相互说理的过程。在《十二怒汉》中，坚持异议的八号陪审员不断提出疑问，不断地证明，被认定的事实并无可靠的证据：在高架火车的隆隆声中，证人不可能听见楼上少年的叫喊；没有带眼镜的证人不可能目击对面的杀人场面，如此等等。　　在辩论的过程中，各个陪审员的私念和偏见都或隐或现地展示出来：有的想早早结束讨论，以免误了橄榄球赛；七号黑人陪审员以自己的本土出生为自豪，因此对移民的黑人少年抱有敌意；三号陪审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父子恩怨，所以视天下所有的儿子为粪土，如此等等。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让陪审员去争论哪些人是否存有偏见，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确定，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影片只是在围绕事实真相本身进行讨论，并且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是充满了偏见的人，例如七号和三号，只要他们认可相互说理的合理规则，在相互说理的进程中也可以达到对真相的把握，也不得不放弃偏见。即便这两位陪审员在自己独裁的情况下，仍然会不顾及已被自己内心认可的事实真相，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少年判处死刑，但作为政治人（或者说，作为公民），他们要么公开承认通过相互说理的规则而导致的明见的结果，要么公开表明不接受这个规则，从而也就放弃自己的政治人权利。　　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前提，相互说理才有可能进行，共同的认识结果也才可能产生。当然，它们并不构成充分必要的条件，因为即使有了这两个前提，也不一定会有共识产生。　　说到这里，我想再推进一步：在我看来，上述两个前提是使相互说理得以可能的前提，因此也是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两个必要前提：其一，人是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这里的理性不仅是对外部真相的认识能力，而且也包含对自己的本性和同类他人的本性的认识能力；其二，人是有政治能力的动物。这里的政治能力是指对社会交往中的共同合理规则的认可、遵守和施行。前者涉及“知识”的论理，后者事关“明智”的说理。　　我一直想论证一个看法：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像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如果人性为恶，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代表的就是大多数人的恶。）这里的“善”，不是通常伦理学意义上的“善”，而是指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意义上的“善”。具体地说，具有理性的论理能力（知识）和说理能力（明智）。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社会契约论而构建起来的现代共同体制度，即民主制度，之所以还没有沦丧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暴民统治”，也恰恰要归功于在人性中这种“善”的存在，亦即上述两个基本要素的存在。———它们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　　当然，这两个因素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现代民主制度的问题并不出在这两个必要条件上。也就是说，这两个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甚至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说明它已经承认这两个因素，并以此为基础。　　设果如此，我们就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的消息：好的是指，我们只需考虑其他的充分条件。坏的是指，即使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充分条件的寻求和建立仍然是一个艰难的目标，而且是更为艰难的目标。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台湾的选举等等，都在表明这一点。　　或许这里的观点与哈贝马斯有一致的地方，那也只是一种不谋而合。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3/13/p57/ 来自王怡的麦克风（福音版） 　　　在奔跑的年代，怀念是件很艰难的事。小学同学的名字，通常会忘记一大半。三姑六婆的辈分，也记不确实。30年过去了，就连历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也难免在民族的记忆里淡去。提起杨shang昆，已遥远得像古代人物；说起朱rong基，也像一个多年不上门的亲戚。就像多年前，红遍中港澳的歌星谭咏麟唱的那样，“风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知心的人有几个”。人一辈子，核心的朋友圈总有一个量。看其他人出没在一个人生命中的K线图，就知道这个人一路奔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国家也是如此。时代高唱进行曲，将一些人献给他们的观众，将另一些人移往幕后。政府、媒体、公众；政治，文化，潮流，都充当着舞台调度。多少事物崛起，多少事物消失。20多年前，崔健第一次替时代发出嘶吼，“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圣经中说，过去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繁华如烟，过去就拉倒，一些人我们忘了，一些人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我们死活想不起来，另一些我们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 　　 　　每年有多少书籍，刚一出版就被遗忘；多少电影，还没公映就被枪毙。多少言语，还没说出口就被屏蔽；多少小摊小贩，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多少夜市，灯一亮就成了聊斋。多少邻居，还记不住名字，就被拆了。多少平民，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变成了穷人。多少人去了，钱还没挣够；多少人走了，钱还没花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高歌猛进，推陈出新，是这个时代带给所有人的梦想。更快、更高、更强，教会人们不再回头，大家都学会了这样说，我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我最爱的人是下一个。 　　 　　 　　 　　民族理想的变迁 　　 　　 　　三十年河西，是从1978年一个伟大的目标开始的。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会，将“四个現代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这个已消失多年的短语，曾经出现在数亿中小学生的作文结尾里，“我决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终生”。 　　 　　伴随着这一理想的英雄人物，是越高尚越快乐的曲啸叔叔、李燕杰叔叔，和越残疾越美丽的张海迪姐姐。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整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情结，以另一种方式点燃。更令人心潮澎湃的，是红遍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海外华人这样掏心窝子，带给时代的自豪感，不亚于2个点子的GDP。 　　 　　那时候没有偶像一说，这些昙花一现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既吻合了官方的思想解放，又部分切合了民间的启蒙浪潮。尤其是发出人生意义拷问的潘晓，跳入化粪池抢救老农的大学生张华，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旧瓶子装新酒的方式，悄悄扭向人文主义的萌发。 　　 　　当穆铁柱、朱建华，以及中国女排，在身体上成为世界巨人、掀起亚洲雄风时，他们也成了寄托全民族巨人梦想的LOGO。这是和今天的李宇春和刘翔们不同的。英雄和偶像的区别就在于，所谓英雄，就是国家主义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个人主义的英雄。 　　 　　就像庞中华如日中天的钢笔字，连同他的名字，都是一个大写的民族自强之梦的投射。在庞中华那里，人人练好钢笔字，是一个民族理想与个人奋斗的充满形式美感的契合点。这和以后在李阳那里人人学好英语的意味，也是完全不同的。 　　 　　直到80年代末，前十年的文化英雄开始大批失踪。在民间，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是两个大众化的文化集团军。他们如潮水一般的来，然后一个一个被遗忘。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危机与未来的思考，往往具有轰动效应。最轰动的一本书，是1988年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也许30年来，没有第二本专著可以超过它当初的洛阳纸贵。但几年以后，何博传就迅速消失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视野中。 　　 　　90年代初以后，我们中间的公众人物，开始出现一个最大的嬗变，就是从英雄到偶像。一方面，国家理想与个人理想开始剥离；另一方面，国家理想也开始与文化理想对峙。于是像张海迪这样的、将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融于一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官方塑立的英雄，不再成为民间的偶像。而民间的偶像，也不太可能成为官方认同的英雄。这样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元化，人也越来越有意思了；二是民间的理想和舆论，开始独当一面，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并开始具有市场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所以崔健这样的人物，可以从不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承认，民间也有本事长达20年不将他遗忘。换句话说，在谁被遗忘、谁被记住这一点上，市场化使老百姓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影响力。 　　 　　 　　 　　 　　 　　文化理想的破碎 　　 　　 　　 　　1993年，“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出任国家副主席，与2004年的“私产入宪”遥相呼应。显示着民族理想的多元糅合。“弄潮儿”一词，也迅速成为对层出不穷的改革家和企业家最体面的称呼。但从步鑫生到禹作敏，从牟其中到胡志标，各领风骚三五年，谁个不曾红极一时。在老百姓用电饭锅取代米汤滤饭，用空调取代火炭、用卫生纸取代草纸的岁月里，这些人物如走马灯转，象征着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 　　 　　其实市场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完整的理想。所以市场也从来没有诞生过一个完整的偶像。尽管有钱人大不同，人人都向往。但迄今为止，真正站得住脚的偶像仍然是文化性的，而不是财富性的。换句话说，财富性的偶像仍然比文化性的偶像，失踪的比例更大，消失的速度更快。 　　 　　我们忘记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无数的人加起来，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我们忘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文化理想的片断。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时代往哪里去。瓦房消失了，院坝消失了，弯曲的街道消失了，旧书摊和担挑的货郎消失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弟兄姊妹，“表哥”和“舅舅”在今天的儿童那里，正在成为文言文。当拆迁的速度超过了人际交往的速度，堕胎的速度超过了爱情的速度，疾病的速度超过了社保的速度，立法的速度超过了执法的速度，民间就一边继续生长，一边继续消失。 　　 　　今天，仍有年轻人在读三毛和席慕容的诗。但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明星诗人汪国真，却已花果飘零，甚至如某部肥皂剧，消失在了千万读者的记忆里。文化理想的破碎，市场理想的残缺，和国家理想的缺席，使80年代后期以来的公众人物，一度迎来了文化上的粗鄙化和怪力乱神。当政治人物逐渐被祛魅，在从政治偶像、文化偶像走向市场偶像的青黄不接的过程中，新的“造神运动”带着对理性主义的一种民间宗教式的反弹，开始崛起。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就是80年代名震宇内的“海灯法师”。这位老人号称“少林主持”，却得不到少林寺认同。以“二指禅”绝技名震天下，却没人真的见过。海灯声名鹊起，任全国政协委员，生前受万千弟子膜拜，有电影、电视剧为其立传。首开30年来qi功、特异功能和民间宗教浪潮的先河，直到1998 年《海灯神话》一书出版，揭露其神话的记者敬永祥在2000年获得反伪科学奖。此时，人们早就忘了当年那位始作俑者的“法师”。 　　 　　之后的严新、张宏堡等qi功师，神医胡万林等，如雨后春笋，带功大会遍地开花，成为90年代后文化粗鄙化的景观之一。 　　 　　 　　 　　 　　 　　失踪的三十年 　　 　　 　　 　　有人说，记忆是对历史的改写。而民间对三十年河西的记忆，是从改革之后的一份对前三十年盖棺定论的文件开始的，即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上1989年的党内报告，以及几次宪法修正案，就构成了这三十年一个宏大叙事的边框。 　　 　　所有的人与事都在里面装着，装不下的或者被人扔掉，或者自己走开。时代变得越快，忘记和消失的就越多。如果说，在民间和文化的意义上，这三十年最伟大的成就是重新发现了个人，重新寻找和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那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和没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人物，就是三十年河西交给每个公民的一份答卷。到底谁留下了，谁失踪了。谁永垂了，谁蒸发了。就像数一数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知道岁月带给我们了什么。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三讲”到“和谐”，我们的理想就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之不去，像一套操作系统版本叠出。而另一方面，“精神污染”终于消失了，“靡靡之音”也无人再提；“投机倒把”消失了，东北的君子兰、广东的兰花和四川的海狸鼠也消失了。1993年，轻工业部消失了；1998年，邮电部也消失了；1997年，“反革命”终于从中国的法律文件中消失了。 　　 　　国有企业不断消失，连朱rong基也跟着消失了。一座座古城不断消失，连li鹏也跟着消失了。2003年，孙志刚消失了，连“收容遣送”也消失了；2006年，“农业税”消失了。2007年，更多的死刑判决消失了。 　　 　　以及痰盂消失了，大碗茶消失了，面的消失了，夜市也消失了。一切底层的生活方式都在城市里不断失踪，连蔚蓝色的天空也跟着失踪了。文化意义上的邻居消失了，四海之内皆弟兄的家庭原型也消失了。最便宜的药物失踪了，最昂贵的贞操也失踪了。最短的诗歌消失了，最长的爱情也消失了。卸任的领袖失踪了，移民的精英也失踪了。 　　 　　曾经的《东方》消失了，曾经的《方法》消失了，曾经的《21世纪环球报道》消失了。曾经的先锋小说、第三代诗人；曾经的海鸥相机、乐凯胶卷；曾经的苏小明，曾经的校园民谣；曾经的劳模，曾经的三八红旗手；曾经的大型团体操，曾经的启蒙读物《青年生活向导》，一一在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有的是被替代，有的是被扼杀，有的是被抛弃，有的是被隐藏。 　　 　　我们富裕，我们繁华。我们网络了，我们国际了。这个时代太在乎它得到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正在消失的一切。没有少年人知道20年前的事，没有青年人了解30年前的苦难。人死了有一座墓，时代死了却不肯修一座博物馆。于是人们想起来说，你要重新去拜孔子。如果说，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离得越近的事越想不起来；越远的事反而记得清楚。那么三十年河西，我们是正在成熟呢，还是正在衰老？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尊严，一定是与记忆有关的；那么仿佛没有昨天的活在今天，到底是正在自由呢，还是正在成为时代的囚徒？ 　　 　　最兴奋的，是到处充满崛起和复兴的盼望。最可悲的，是对一个25岁的人来说，世界是从1992年开始的，之前都是古代。对一个30岁的人来说，世界是从1978年开始的，之前有也等于没有。 　　 　　前面没有一个完整的理想，背后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忆。我们身边的人物，就继续一个接一个的失踪。 　　 　　 　　 　　2008-01-24，《南方人物周刊》“改革30年失踪者”专题。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3/09/p56/ 1、鸟笼逻辑 　 　挂一个漂亮的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主人一定会做出下面两个选择之一：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鸟笼逻辑。过程 很简单，设想你是这房间的主人，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你：“鸟呢？是不是死了？”当你回答：“我从来都没有养过鸟。”人们会问：“那 么，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最后你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无休止的解释要容易得多。鸟笼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绝大部分的时候是采取惯性思 维。所以可见在生活和工作中培养逻辑思维是多么重要。 2、破窗效应 　 　心理学的研究上有个现象叫做“破窗效应”，就是说，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 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 后，人就会毫不犹疑的拋，丝毫不觉羞愧。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 　　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引爆点”，地上究竟要有多脏， 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阻拦掉，形成风气，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个小缺口没有及时修补，可以崩坝，造成千百万倍的损失。 　 　犯罪其实就是失序的结果，纽约市在80年代的时候，真是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大白天走在马路上也会害怕。地铁更不用说了，车厢脏乱，到处涂满了秽句，坐 在地铁里，人人自危。我虽然没有被抢过，但是有位教授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敲了一记闷棍，眼睛失明，从此结束他的研究生涯，使我多少年来谈虎变色，不敢只 身去纽约开会。最近纽约的市容和市誉提升了不少，令我颇为吃惊，一个已经向下沉沦的城市，竟能死而复生，向上提升。 　　因此，当我出去开会，碰到一位犯罪学家时，立刻向他讨教，原来纽约市用的就是过去书本上讲的破窗效应的理论，先改善犯罪的环境，使人们不易犯罪， 再慢慢缉凶捕盗，回归秩序。 　　当时这个做法虽然被人骂为缓不济急，“船都要沉了还在洗甲板”，但是纽约市还是从维护地铁车厢干净着手，并将不买车票白搭车的人用手铐铐住排成一列站在月台上，公开向民众宣示政府整顿的决心，结果发现非常有效。 　 　警察发现人们果然比较不会在干净的场合犯罪，又发现抓逃票很有收获，因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因此警察愿意很 认真地去抓逃票，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门不敢带武器，以免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这样纽约市就从最小、最容易的地方着手，打破了犯罪环结(chain)， 使这个恶性循环无法继续下去。 3、责任分散效应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巴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 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 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 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 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对于责任分散效应形成的原因，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 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 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 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局 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这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帕金森定律 　　英国 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他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 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 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 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 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5、晕轮效应 　 　俄国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晕轮效应的作用吃了大苦头。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 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 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使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 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晕轮效应。　　所谓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 障碍。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往往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认知和评价。比如有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个别缺点，或衣着打扮、生活习惯看不顺眼，就认为 他们一定没出息；有的青年人由于倾慕朋友的某一可爱之处，就会把他看得处处可爱，真所谓“一俊遮百丑”。晕轮效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其错误在 于：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以点代面；第二，它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 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第三，它说好就全都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总之，晕轮效应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心理影响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2/09/p55/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 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呢？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时间在流逝。 教育程度代表收入。 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 没有艰辛，便无所获。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2/07/p54/ 　　说到台湾统一；有几个思考一定要先提出来： 　　1．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土地吗？ 　　2．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人口吗？ 　　3．我们是想统一岛上的那些财富吗？ 　　4．‘和平’统一为什么会有这么难？ 　　5．‘武力’统一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希望国家不分裂；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同样，这根本不用讨论。我们许多‘爱国者’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统一’这个简单层面上，翻来覆去的‘吵’、‘骂’。一听说对方‘不愿意统一’，‘搞台独’，就喊‘打’。这个‘打’字就这么简单？它的后果是什么？有多少人想过？ 　　就冲我们大陆这么多充满仇恨，不问青红皂白就言‘开打’的人，台湾同胞谁敢寄人于这样环境的篱下？ 　　我们‘义愤’的原因是台湾有人搞‘獨立’。但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骂民’们有几个清楚的？ 　　例如；陈水扁想把台湾卖给日本或美国，他们敢要？ 　　再比如；陈水扁真的能搞成立陶宛、爱沙尼亚那样的獨立吗？台湾有那样的基础吗？ 　　退一步说；台湾宣布‘獨立’，就如同‘访谈学者’说的；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了？ 　　事实上现在无论是大陆版图，还是台湾版图，本身就是‘分割’状态的。无论两岸的哪一边，你把地图印成一个颜色，就不是‘分割’了？ 　　别说台湾还远没有到真正‘獨立’，更别说联合国承认其合法性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说当初东、西德国，不但‘分割’了，还都是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二个獨立国家。比台湾目前这个‘情绪台独’，‘精神台独’严重多了。可当时机成熟了；一架没吵，一枪没放，东、西德国一夜之间就统一了。 　　本文题目叫‘我们统一台湾什么？’，当然应有答案。我看答案就是统一‘人心’。 　　否则等了怎么多年，仅收回点土地和与我们二心的人口？如果是武力收回；就更加不值。 　　我们喊打的原因是因为‘和平统一’困难。那么什么是‘和平统一’呢？困难在什么地方？ 　　在说‘和平统一’之前；先提出一个‘完全统一’的概念。这是因为不少人问；‘那边’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一样？ 　　让台湾成为一个省，由中央派大批的干部接管，给陈水扁，吕秀莲一个‘副省长’，军队整编归属解放军。这种愿望，用和平方法的可能性是零。这只能是武力拿下后出现。但那时的陈水扁，吕秀莲就不是‘副省长’了，而是‘号子’里面的‘副号长’了。 　　如有人硬要说为什么‘完全统一’没有可能？你们不用问台湾其他人，可以先去问整天唱高调的李敖和阮次山，问他们愿意被这样‘统一’否？台湾和美国被他们骂的一无是处，为什么不入我们大陆籍？当阮次山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有学生质问他为什么入美国国籍，他居然说是：“美国政府三次主动送他，在三次拒绝后，为了旅游方便才收下的”。你们谁信这种哄三岁孩子的话？有个清华学生当天在BBS上写帖子：“我不知道阮次山曾经给美国作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贡献，或是救过美国总统一命？究竟是美国把护照送给他三次，还是他申请了三次美国护照？ 　　对一个已经有‘伪民主’选举权和话语权的台湾百姓，让他们走回头路，按李登辉→蒋经国→蒋介石的时代逆行，恐怕是不大情愿的。 　　因此看来；‘和平统一’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国两制’。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一国两制’可能性有多大。 　　在大多数人看来，香港、澳门已经有样板在前，台湾不也顺理成章吗？但恐怕不是这样。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一是香港、澳门在百年的殖民生活中，虽然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接近西方国家，但却没有形成近代民主制度足够的政治基础，尤其是人文基础。人们说那里是‘文化沙漠’；从浅层的社会现象看，是文化品位较低。但深层的是人们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政治使命这些观念较淡漠。与台湾比有些差距。这里说差距是指整体而言，不是说港、澳人都这样。是整体政治观念平均值不太高。 　　二是港、澳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完整的政治体系和政府体制。甚至如台湾的现行政体，港、澳也没有达到。因此当初港、澳回归时基本不存在强行改制的问题。 　　三是港、澳当年属于时效有限的‘契约’型殖民地。契约到期后，回归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回归前曾过闹些风波，仅仅是殖民者的心态原因，以及港、澳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问题。 　　而台湾在1945年已经由原中國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不存在从殖民者手中二次收回的问题。加之台湾民众的‘话语权’较多（我们叫‘假民主’也好），即使台湾当局愿意接受港、澳模式，也得过民意关。 　　因此；‘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的难度比港、澳要大得多。因为港、澳回归前可以说就没有‘制’，或者说仅有‘附庸制’。 　　台湾类型的‘一国两制’在世界上从没有先例。要创这个奇迹，两岸政治家包括民众都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 　　政治勇气这个词，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不是许多人想象的；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无所畏惧。它往往是相反的意思，在一定场合有可能要示弱。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曾是以军总参谋长，打了一辈子仗。在他以前的个人思维里，从来不知道‘害怕’和‘退让’这二个词是什么意思。 　　当他做出巨大让步（相对自己的国家而言）与对方签定和平协议时，你们无法想象他顶住了来自国内民众，各团体，政府内部的多大阻力和压力。但这个连美国总统都称为“政治老师”的拉宾，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却死在本国‘愤青’暗杀的枪口下。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政治勇气的故事。 　　反之，什么是缺乏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的表现呢？ 　　在蒋经国去世后，继位者李登辉与他的‘老领导’，‘老师’相比，就有明显的政治幼稚病。在和平进程出现僵局时；不但缺乏冷静，还干一些出格，甚至令人无法理解和容忍的事情。例如大谈与日本的渊源等。打架打不过时；有你这样拉‘帮架’的吗？拉谁也不能去拉日本啊。这不成了第二汪精卫吗？ 　　另外；我们的政府有没有犯急躁呢？ 　　小平先生在生前曾告诉我们例如钓鱼岛问题：“在解决不了时，中日双方先放一放，等更具有政治智慧的办法，或者更具有政治智慧的人出现再解决”吗？而我们目前的政治升温，舆论大战，封锁空间，军事恫吓，符合中央要全黨坚持的‘鄧小平理论’吗？ 　　我很奇怪，对朝鲜这样多次言而无信，并宣布退出六方会谈的国家；却反复说不许其它国家武力威胁。并一次次带着大量援助上门请人家出来。如果把这种态度用在我们自己的台湾身上，我绝不相信台湾人会比金正日更无情无义。 　　对台湾问题焦虑，缺少回旋思路，就一条道往前走。我们的‘外交基石’到了刻板程度；与所有国家交往的第一基础就是不许他们‘搭理’台湾。然后其它的事情都好商量。你有‘经济困难’说话。逼的台湾与我们在一些小国家身上拼‘金钱外交’。两边的钱不都是中华民族的吗？ 　　我们的解释是防止台湾 ‘国际地位合法化’。等它的‘空间’狭小得无法生存时，自然来投降。 　　问题是这样的‘副作用’会有多大？而且，即使达到目的，是否也是本末倒置？ 　　在台湾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我们国家发言人宣布，选陈水扁当总统后果极其严重，大陆不会坐视不管。朱总理甚至对中外记者说：“如果陈水扁当选总统，你们立即会看到我们的强烈反映”。 　　这等于是说陈水扁当选，就是意味着开战。 　　但；多数台湾人似乎吃了豹子胆，第二天偏偏硬投了陈水扁的票。在网上鼓噪的人，有几个能解释台湾民众的心情？ 　　我们换个说法；在《我们为什么恨美国？》网上转贴后，有网友反驳说：“美国视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样视他为敌”？也有人反驳说：“对抗美国是为了生存空间和民族利益”。我想；这二个网友也一定是主张对台湾强硬的人（百分之百）。那；你们就掉进自己设的逻辑陷阱里了。 　　别人视我们为敌，我们就视他为敌。如果这个‘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台湾人呢？他们怎么能视我们为友？ 　　第二个网友陷的更深；既然“对抗是为了生存空间和民族利益”，那台湾人为了生存，就只能对抗了。 　　只能对抗，又没有回旋的理念，那就剩四个字：你死我活。这就是‘塔利班’的人生信念。 　　我们思维里有种‘大’的情结，‘大’的责任理念。大；就应该收回小的。大；就可以打压小的。大；身上的责任就大。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台湾所有人就都愿意分裂？都不想统一？台湾人明知陈水扁至少是要搞‘准獨立’，为什么还去选他？ 　　要想解开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先互相放弃对抗。 　　剩下的问题是；谁先作姿态？ 　　答案只能是态度强硬的一方先做缓和姿态。因为；次强方做姿态所起作用是不明显的，甚至会使对方更咄咄逼人。至少次强方的心态是这样的。 　　说到回旋。两岸一度有过良性的接触。后来在一个问题上，被打了死结。从此两岸重新回到对抗并逐步升级。 　　其实；问题根结就是‘一个中国’的认识。 　　这个关于‘一个中国’，到底怎么回事？难道台湾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 　　事情是当初‘海基会’和‘海协会’曾达成一个书面的共识（俗称‘九，二共识’）。上面有‘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字样。 　　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双方都承认一个中国，往后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可后面就出问题了。我们这边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台湾当局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不是你们说的意思。 　　我们政府于是说：签了字就应该遵守诺言。什么时候重开谈判，就以这个‘一个中国’为前提。否则就没有谈判基础。例如国台办新闻副局长李维一对中外媒体表示：“检验台湾当局是否有改善两岸关系的诚意，就在于是否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就这样；我们说‘一个中国’，他们说‘一国两边’，一直这么僵持了下来。 　　其实；‘一个中国’结症是在陈水扁，李登辉之前的蒋经国那里就遗留下来的。它的实质是所谓‘对等’谈判问题。最初我们的态度是不能‘对等’。后来对蒋经国派来的谈判代表说：“考虑到台湾的政治现实，照顾台湾当局关于平等谈判地位的要求，我们提出黨和黨对等谈判。但不存在我们和你们什么‘政府’的对等谈判”。对此蒋经国说到：“我们黨内一部分人对中共所提条件持反对态度，理由是‘黨对黨’谈判，台湾人民会不赞成”。但蒋经国还是准备继续派谈判代表来北京。他认为；只要谈，就有希望。非常可惜的是蒋经国突然病逝。两岸和平的大好进程一下就断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此极为痛心和惋惜。 　　除了‘一个中国’僵局，两岸还有一个结：就是台湾当局要求我们‘放弃武力威胁’。陈水扁强调说：“只要大陆承诺不对台用武，台湾就不会改变现状”。意思是他就不搞任何刺激大陆的政治动作。如‘全民公投’等等。台湾当局常说的“对等、安全为前提”中的‘安全’，就是指要求我们收回‘绝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 　　这里我们特地说一下这个‘政府对等’。为什么我们领导人死守这条底线呢？‘政府对等’这么可怕吗？ 　　是的，这个‘政府对等’对我们是有后患的。但不是因为承认它是50年前‘中华民国’的余孽，就会使它拿这个‘中华民国’作证据，跑到联合国去要地位。这种顾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仅拿‘中华民国’四个字是做不出太大文章的。 　　真正的问题两岸的‘政体’差异上。因为‘政府对等’就回避不了这个事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玄机。我们用一种‘假设’来想象：如果按 ‘大，小’地位允偌陈水扁一个国家副主席时，他不要。并且他要求两岸共同选举国家领导人；又使出他惯用的‘公投’伎俩，那就会又僵了。并且这种僵持是没有任何办法解开的。 　　因此对我们这边来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其实我们许多人最关心的有二个问题；一是到底会不会武力收台湾？二是如果动武，什么时候开打？ 　　但这二个疑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下动武这个决心非常难。有人一直在猜测，国家领导人到底有没有决定动武？可以明确说；他们目前肯定没有这个决定。因为我们领导人深知下这个决断的份量及后果。可一旦下了这个决心，就会立即实施。这就是所谓的‘在最后一刻决定’。因为准备工作一直花巨大本钱在做，两岸军事实力悬殊很大，纯军事角度不存在胜负顾虑。无非是玉石俱焚，大陆十条命换台湾一条命的比例也能拼得下来。 　　要想知道到底会不会出现‘最后一刻决定’，要明白它取决于二个先决条件： 　　一是国内的各种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包括海峡两岸关系的恶化）。二是国内‘热血’人士的比例和‘温度’。这二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同数学证明一样；国内矛盾和激愤民众是‘必要条件’，程度和温度是‘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现在是眼见的。‘充分条件’则取决于发展。 　　如同当初‘中美撞机’事件；媒体先炒作，后升温，最后变成美机‘侵入中国领空’，并‘故意撞掉’我军战机。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挑衅’了，完全是对中国的侵略和宣战了。在媒体笼罩下的百姓自然的等待‘新抗美战争’爆发。结果最后不但没有‘反击’战出现，还把扣下的美国飞机给归还了。使中国百姓怨气冲天，结果政府都没有台阶下。你们说；这‘导向’的失控，及不负责任的媒体有多害人？ 　　如果在一定时间，国内各种矛盾没有减弱而是加剧，并且两岸关系一直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哪方的责任）时：政府再来一次失控的台湾问题‘导向’，加上不负责任媒体的‘发挥’。那时；‘充分条件’就具备了。 　　因为；国内矛盾激化到一个临界点时；要想‘执政能力’还存在，就只能把内部‘温度’散发出去。尤其是；一旦选择了‘散热点’，温度开始快速传导时；就欲罢不能了。 　　《环球时报》引述中国社科院的民意调查显示；41％受访者表示支持对台湾动武，36％表示不支持动武，其余人未做表示。 　　这表明支持动武的人已经超过反对的人，并接近一半了。如果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民众们，咱们再一起加把劲，忽悠一下。到时候我们动武就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声’了。 　　可是；打，打，打。打完了，痛快了，剩下了什么？哀鸿遍野？满目创痍？国际责难？经济倒退？心理变态？ 　　打下后的台湾剩下了什么？一片废墟加上用血红眼睛直视我们的百姓？ 　　不同于抵御外敌。这种无价值的内战是对两岸同胞生命及文明成果的漠视。柏扬在《中国人史纲》里有对我们民族内战惨像的描述：“……直到今天，我们好像还能听到那些儿童凄惨的哭声”，你们谁愿意看到同样惨象出现在今天。 　　对只知道强硬和喊‘打’的人，能先说清楚什么叫‘万不得已’吗？说白了，还是冷战思维在作怪。除了仇恨，对抗，恫吓，动武，我们脑袋里就没有别的智慧？中华民族不枉称世界上最聪明了的民族了？ 　　像毛主席那样‘豪气’和‘霸气’的政治家，打美国都不带眨眼的，他怕过谁？他生前的时代；无论是军心，还是民心，比现在要铁一万倍。现在网上的 ‘愤青’，和五、六十年代及‘魰革’时期国民的狂热相比，简直是‘小儿科’，‘幼儿科’。那时毛主席只要一声号令打台湾；全国总动员只需一天足矣。写血书，慷慨赴死的青、壮年，包括女性；几乎人人都是。那时的人们是没有经济成本和生命成本概念的。 　　可毛主席终究没有在生前用武力收回台湾。为什么？我们有多少人想过？ 　　还有个要分清的概念；即‘动武’和‘武力统一’的差别。 　　在台湾‘出格’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会有另一种‘动武’方式，即武力封锁台湾。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给他挡回岛去，或挡在公海外。虽不对岛上放一枪一炮。但对一个岛国，这就是灭顶之灾。 　　可台湾经济大倒退，对大陆的影响会有多大呢？两岸的贸易，大陆的台资企业，都会发生什么连带效应？ 　　更关键的是；这么一干，两岸的仇恨就算是永无可解了。 　　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你封锁几个月，封锁一年，台湾要投降了，便也罢了。但他们不降呢？即我们期望的内乱没有发生或不足以使其崩溃。我们怎么下台阶？是继续封锁？还是解放军登陆？ 　　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任何情况都灵。中国大陆被‘帝国主义’封锁了20多年。尽管曾饿死几千万人，大部分人不都还活着吗？最后结果不也是像许多人说的；‘最大的帝国主义’自己上门求和来了吗？ 　　凡事总要利弊权衡；弊大于利的事情是没有人干的。弊无穷大，而丝毫无利并关系到国家、民族大事；谁干谁就是民族罪人。决策者是也，起哄者是也。 　　有人会说：武力统一我们也反对（中科院的民意调查有36％的人不支持动武），甚至武力封锁我们也不赞同。但军事威慑，给他们压力，还是必要地。那么我们来看看韩国是怎么做的。 　　南，北朝鲜分裂也半个世纪（比我们的分裂时间还多5年）多了。韩国（南朝鲜）是什么态度呢？每当国际上对北朝鲜压力过大（例如美国扬言或暗示动武）时，韩国政府还挺吃劲呢。反复说不能用恫吓手段甚至制裁手段对北朝鲜。是他们不急于统一？那韩国总统亲自到北朝鲜去拜访金正日是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有人说韩国对北朝鲜军事上没有绝对优势？那加上美国呢？也打不过北朝鲜？ 　　韩国人有个共识；战争手段绝不考虑。那样的统一，是民族灾难，而绝不是福音。对恫吓手段，也绝不考虑，那样会适得其反。而我们中国有这个共识的人却很有限。包括政府，民间，与韩国有很大差别。尽管想统一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因此；有些天真的人竟会以为军事威慑会使台湾放弃‘獨立’。不见近10年来，我们买了多少俄罗斯的武器，10年来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发、投入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惊人。但台湾却是越压越硬，越压越弹。并且也是在咬牙买武器。最近其‘行政院’就通过一个6108亿元新台币的天文数字军备采购预算案。大家应该知道；军备竞赛是个恶性循环的东西，能拖疲，拖垮一个国家或民族的。 　　因此目前两岸军备竞赛是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我们将军备投入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应该能省出至少3/4，甚至更多。台湾亦相同。两岸的这些钱都用在经济、教育、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该是中华民族多大的幸事。 　　有一个道理；政府的言行会影响民众。反过来；民众的言行也会影响政府。如果全国人民都异口同声喊‘解放台湾’，你叫政府该怎么办？ 　　中国人都知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良性循环道理。也知道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的恶性循环道理。 　　美国数学家纳什有一个被称为“纳什均衡”的理论（他为此获诺贝尔奖）。是近代博弈论的重要核心。也可以说是双赢思维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不仅使市场理论被更新，并且被大量运用在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甚至人际交往上。 　　在理解双赢思维时，我们应注意‘纳什均衡’的‘均衡’二字。它的通俗解释是；在处理二种有利益冲突关系时，首先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他的利益和期值，然后再加入自己的，找出双方的利益均衡点。 　　这种思维的成立有个前提；就是双方都必须要换位思考，余下的问题只是那个均衡点的确定。 　　希望用双赢思维来解决两岸的对抗；也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建立一个合作的开端。最终目的应该是回到‘单赢’，但这个‘单赢’不是指哪一边，而是整个民族。 　　说到换位思考，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民进黨能打倒国民黨，陈水扁能当选总统，是什么原因？ 　　想当年，国民黨的统治如铁桶般，搞‘民主进步’及台独的民进黨仅是个小‘地下’组织，被‘斩杀’的几乎绝迹，但‘余孽’仍在日本活动。但国民黨仍派特工前往去‘灭’他的领导人。我的记忆中；实施任务的特工仅为一个老头，一个妇女。当时民进黨的那个领导人在东京地铁等车，当列车呼啸进站时；那个妇女‘因抢车慌乱’丢了个香蕉皮，紧跟其后的老头‘也因慌乱’一脚踩上香蕉皮滑了一下，撞到民进黨那人身上。该民进黨人于是跌进路轨里（我估计那老特工是太极高手），瞬间成了冤魂。后来东京警视厅对这起谋杀案和杀手居然没有办法定罪；你总不能说香蕉皮是‘凶器’吧，总不能说一个老头踩上香蕉皮不让人家滑倒吧。这简直是世界特工史的第一经典暗杀教案。 　　打杀政治对手，的确是国民黨獨裁的需要。但这说明国民黨是一直反台独的。即使是多年作为美国的‘走狗’，可一当美国有分化中国之意时；便立马从‘狗态’变为硬汉，从没有半点含糊。因此才有毛主席说的：“看来台湾还是在蒋介石手里好些”的感叹。 　　国民黨几十年来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统一祖国’。这倒使我们放心了。毛主席的话就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怕国民黨惦记着‘反攻倒算’，而怕有一天国民黨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那意味着什么？ 　　蒋经国生前在国民黨‘中央常委会’上说：“坚决反对台独的分离意识。并期勉全体同志，贯彻到底。”因此他去世时我黨總書記发表谈话说：“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獨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的缓和做出了努力。” 　　在我们政府眼里，民进黨远不如国民黨，陈水扁远不如蒋经国，甚至不如蒋介石。历史就是这么奇怪；国、共两黨这么大的血海深仇，但却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而陈水扁这样的‘新生代’却如同陌路之人。 　　可国民黨到底是怎么把政权丢了呢？而且落到了那个几乎被赶尽杀绝的民进黨手里呢？这里简单说二个原因： 　　一是国民黨虽然一直在向‘民主制度’演进，但部分民众‘误信’民进黨的‘民主制度’更好。自愿吞下这剂‘民主毒药’。 　　二是两岸政治关系没有如同两岸经济关系同步发展，并且发生倒退和对抗。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封锁和军事威慑，使相当部分民众产生逆反，悲观情绪。这里面也有对我们社会制度偏见的思想基础。加上民进黨，陈水扁的‘鼓惑’，使一些民众认为跟国民黨没有出路。试图跟着民进黨找出一种更有可能，更好的假想生存空间。 　　当然；这是国民黨开放‘黨禁’，行使‘民主’的后果。所以；一个專制政府放开‘民主’，等于自掘坟墓。功过只能让后人评述。 　　还有一些可以叫辅助原因的事情；例如‘六，四’事件。虽然不愿意提这个事情，但它对台湾民众产生的情绪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台湾当局的一个重型‘政治武器’。 　　例如陈水扁宣称要在今年3月24日举行“防卫性公投”，在2006年“催生新宪法”，2008年实施“台湾新宪法”“。把矛头直接对准大陆。他有峙无恐的本钱是什么？ 　　决定“统/独”的‘公投制宪’，是陈水扁提出的。国、亲两黨开始是反对，但随后竟然转为主动提出协商，让“公投法”尽早通过。为什么？这是他们发现民众的反应没有按国、亲两黨想象的方向发展。避免被动而已。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台湾民众心态和陈水扁‘人气’的演变过程。 　　台湾人在‘出身’上分为‘本地’人和‘外省’人。陈水扁先拉拢‘本地’人，当左右不定的‘外省’人在看不到（说误解，错觉也好）希望后，部分人也在转向。 　　这些是否能让我们反思一些问题？ 　　我们双方都应该不要提谁统一谁，谁收回谁，谁管辖谁。当我们沟通了台湾民众的民心时候，外人即使想帮助分裂也做不到。如果台湾民众自愿和大陆统一（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统一形式）的时候；美、日干预有什么由头？就连说三道四的根据都没有。难道最讲‘民主’的国家，却要从道义上剥夺台湾民众的民主选择权利吗？ 　　我们大家也都十分关注美国（包括日本）在台湾统一问题的立场。 　　许多人都说美国一是希望台湾獨立。二是当我们武力收复台湾时；美国一定会军事干预。 　　其实；这二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 　　说美国希望台湾獨立的人，是因为他们首先接受美国不愿意中国强大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不全面。美国从来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全世界的其它国家越穷越好，自己就能搞霸权了。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经济上其它国家都穷，它自己的经济也得崩溃。因为穷国饭都吃不饱，它的飞机，汽车，电脑卖给谁？从政治上讲；穷国更容易产生动乱，獨裁，甚至恐怖主义。这对美国不是好事而是威胁，会给它带来很多麻烦。即使是它所痛恨的共產黨国家，它也认为其经济发展了，不但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对它期望的‘和平演变’也有利。因为它认为‘民主’述求是在吃饱饭的前提下，尤其是出现大量‘中产階級 ’时，‘民主’才会变得需要和迫切。 　　但美国对共產黨国家及‘非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了的时候把大量的钱搞军备，是很警惕的。因为他们认为是潜在威胁。 　　正因为如此；两岸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大陆的军备升级，对台湾是威胁，对美国就是好事？就不是威胁？ 　　的确；美国卖给台湾一些淘汰的旧装备，发点小财。但美国更主要的是想让两岸军备悬殊不要过大，使大陆想动武时多少有些戒心。 　　说美国不愿意我们统一台湾，是因为它不愿意少一个‘民主模式’地区，从而使得政治上壮大一个‘非民主’国家。并且；‘统一’了的‘大中国’，军事潜力和军事胆略会更大，它是不愿意看到的。这是肯定的。 　　但它也不愿意台湾闹獨立。因为会有战争的可能。给大陆口实，大陆急了真打了台湾，美国的那个‘民主模式’地区就保不住了。并且还会给美国带来很多其它麻烦。因此；美国是很希望台湾‘保持现状’，别无事生非。这也是真的。 　　说美国在我们武力收复台湾时一定会军事干预的人，也是对它的认识过于模式化了。 　　美国虽然一百个不愿意我们动武，但真到那一天；它是绝对不会用军事手段搅和进来。因为代价先不说（那等于全面战争了），而是它师出无名啊。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不是一个獨立国家（台湾自己说那不算）。别看当初北韩打南韩，北越打南越，美国都出兵了。但台湾和那二个例子差别大了去了。我们的百姓有很多不清楚的，美国自己可是清楚的很。别看它什么‘单边主义’，什么‘先发制人’。我们两岸的事情它可实在没有办法找到理由。 　　再则；想给中国玩真的，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因为这根本不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越南战争；中国仅仅是给予越方物质援助，并派了部分工程兵和炮兵，就让‘头号帝国主义’背着5万多具尸体撤回去了。这就是远离本土到别国打仗的劣势。 　　对于中国，美国人有很清醒的认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记忆，对它来说是‘肚子疼自己知道’。对共產黨；台湾人更有清醒的认识。当有台湾的年轻人认为大陆永远不可能真的动武时；一位‘国军’退役将军说：“你们太不了解他们了，不说你们没有和他们打过仗；在他们‘三年灾害’饿死那么多人时，陈毅元帅仍然说‘当了裤子也还要搞原子弹’。” 　　美国有时虚张声势，正是担心两岸开战。明眼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包括其它国家。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近一、二年来也跟着来劲。例如前几天美、日发表一个关于防务的联合声明、其中将台湾海峡纳入‘安保’范围。这是中国无法接受的。对美国，因为它是‘世界宪兵’，一贯搅和国际事物，人们至少有心理准备。但对日本；中国人就更不能容忍。 　　我想美国人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它‘霸道’惯了，也有那个实力和二秆子劲。但日本如果还有一点清醒的话，奉劝它别来淌混水。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叫板；中国人会一跳三长高。那日本来和中国叫板；中国人则会一跳八长高。 　　但日本近来为什么这么跟我们中国来劲？要说原因；日本除了跟上述美国的想法近似，它还多一个‘台湾情结’。即台湾曾被它统治过半个世纪，后被中国收回。其中的酸楚尽可想象。 　　另外；日本认为如果中国过于‘霸道’了（指我们近年来的军备增长和对台湾的强硬），它比美国更受‘威胁’。道理很简单；它离我们太近，俗话说：首当其冲。再则，中、日间的仇恨可是比美国大得多。仇恨大了就有可能埋藏着复仇种子。 　　在不久前又听到那些‘军事专家’在放厥词；认为台湾是个‘岛链’，‘拿下’台湾后，就可以扩大‘防卫圈’和‘前进基地’。这使人不禁苦笑。这如同有人教唆安徽人去灭江苏人，而去获得海岸线和‘出海口’一般的荒唐。 　　我们民族越是内讧，我们的‘防卫圈’就越小。如果真的靠打台湾而获得‘防卫圈’，且不说我们自己两败俱伤，不知道多久才能缓过劲来。就是周遍国家和世界大国也会对我们增加十倍以上的政治防范及军事防范。那么到底是扩大，还是压缩了防卫空间？读者自己去判断。 　　是该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防卫’问题的时候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民族就开始陷入内战。内战结束后，我们又打了四场半（中苏算半场）外部战争。并且两岸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使得双方都无暇顾及其它问题。等到当时的南越占了西沙的岛屿后，大陆才只得派兵去收复。在西沙海战期间，台湾是极为关注的。他们不仅是在精神上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并在我海军的通行上给予方便，使得我们的增援舰艇能快速赶往火线。 　　再后来；南沙的形式使得我们又不得不派兵守卫。而先于我们守在那里的台湾守军，更是同我们大陆的官兵情同手足。双方相互支援谈水，蔬菜等。 　　仅说他们在较困难的环境下，替中国守住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并一守就是50年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感谢的。至少应该感谢这些台湾守军的弟兄们。 　　说这些故事，是想让同胞们都想一想；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互争斗，甚至残杀？这60年来我们做了多少让祖宗痛心的事情？还不够吗？还要闹下去吗？ 　　大陆改革开放仅仅20余年，就取得令世界仰看的巨大经济成就。如果再加上台湾的经济实力，两岸在政治上，军事上都能坐在一条板凳上，即使没有我们旧概念中的统一形式，世人谁敢藐视？ 　　实力，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威慑。无须张扬就能使得国泰民安。在两岸携手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搞霸权。仅仅是并肩站在那里，看有谁敢招呼都不打；就在南海挖矿，东海钻油？ 　　2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我们民族巨大创造力的展现。可千百年来我们同时向世人展示过内耗。一个能保持创造力，而逐步改掉内耗恶习的民族，前途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我们两岸都有诚意，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个诚意，不是文字游戏‘诚意’。而是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置于两岸任何一方利益之上，经得住历史验证和后人评述的诚意。这就是本文要呼吁的核心理念。更应该是两岸领导人应具有的共同理念。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岸理想的统一方式，不是暂时无法实现的‘和平’统一，更不是武力统一。 　　应该是‘自然统一’。 　　自然统一；绝不是双方坐等，等它一百年。而是两岸都在发展经济，社会进步，民主进程上多下工夫。在此期间；能有多大合作可能，就尽力作好。 　　例如因台湾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使、领馆，当海外台胞每每遇到困难时；都是到当地中国使、领馆求助。而每当此时；我们的使、领馆人员都是尽最大可能去帮助他（她）们。比如在非洲国家政变，中东国家打仗时，都是我们的海外使、领馆及时解救。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些被解救回来的台胞流着泪说：“还是祖国好啊”的时候，自己的眼泪也情不自禁。 　　大家都相互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祖国统一就会早日到来。反之；多骂对方一句，尤其是多喊一句‘武力统一’，我们使、领馆人员所做善事的价值就少一分。 　　再比如台湾要求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就一直阻挠。这使台湾民众非常反感。我想；在国际体育比赛时可以容许他们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不能让他们以同样名义参加？ 　　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就能做很多利于统一，利于民族的事情。 　　例如我说两岸的海军可以共同游弋南沙，巡防东海。有人相信吗？ 　　事实上只要我们宣布对台湾放弃武力统一，这立即就可能成为现实，就这么简单。至于国际体育比赛联合组队这样的事情，不是更容易吗？还有‘三通’ 问题；想过为什么台湾迟迟不敢接受？等你不再说要打它的时候，它的戒心不就没有了吗？否则接受‘三通’在台湾看来；不简直是他们自己为我们进攻前做‘三通一平’准备吗？ 　　如果我们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两岸海军并驾齐驱的画面，该会让多少人激动？即使‘愤青’们也会饱含热泪的。 　　统一防卫，当下不就是一种极具意义的统一形式吗？事实上在南沙；两岸军队已经统一防卫10余年了。可你们有谁愿意看到某一天在南沙他们自己打起来？而乐坏了旁人？ 　　统一是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并且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分期实现。这就是‘自然统一’的实质。 　　说到我们民众们对台湾当前领导人的顾虑问题；仅想告诉大家不要把陈水扁等人太当回事；只要我们首先做出姿态，台湾民众，政界，甚至军队的反响会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到那时；陈水扁等人稍有不顺民意之举，下台则是一天之内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主动示好，收回一些不利于统一的声明和言论；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无论是两岸的哪一边，都会有些痛苦和失面子。但再大的痛苦和面子，也大不过民族利益，大不过世界和平发展潮流。 　　作者:刘燕波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2/03/p53/      问题与主义 　　http://www.fs2you.com/files/f5706780-b889-11dc-80ad-00142218fc6e/ 　　 　　田园诗与狂想曲 　　http://www.fs2you.com/files/cdf3462b-b88a-11dc-a80b-0014221f4662/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http://www.fs2you.com/files/d96547ca-b88b-11dc-bc73-0014221f3995/ 　　 　　天平集 　　http://www.fs2you.com/files/5b9c0768-b88c-11dc-a335-0014221b798a/ 　　 　　传统十论 　　http://www.fs2you.com/files/b8a94eb5-bbb8-11dc-a525-0014221f4662/ 　　 　　耕耘者言 　　http://www.fs2you.com/files/df1b354c-bbbc-11dc-b7f0-00142218fc6e/ 　　 　　实践自由 　　http://www.fs2you.com/files/28210cf0-bbbe-11dc-a375-0014221f4662/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 　　http://www.fs2you.com/files/d95090e1-bbbe-11dc-8f84-0014221f4662/ 　　 　　农民中国 　　http://www.fs2you.com/files/718cbdd9-bbc0-11dc-b5d1-0014221b798a/ 　　 　　十年沧桑 　　http://www.fs2you.com/files/092b2dfa-bbc1-11dc-99d8-00142218fc6e/ 　　 　　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 　　http://www.fs2you.com/files/fe5679de-bc6c-11dc-935e-00142218fc6e/ 　　 　　——————————————————- 　　再加一些书，可能有人感兴趣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http://www.fs2you.com/files/ee6041ca-c1b4-11dc-a9d4-0014221f3995/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此书印出200本参考意见本在高层编号传阅，后被悉数收回。受此书影响，中央规定，此后四副一高出回忆录必经政治局批准。 　　http://www.fs2you.com/files/a1ec1c59-c1b5-11dc-b9a2-0014221f3995/ 　　 　　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http://www.fs2you.com/files/c20dbdba-d683-11dc-958c-0014221b798a/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http://www.fs2you.com/files/6cb8a370-f8f9-11dc-9196-00142218fc6e/     《六四诗集》     http://www.fs2you.com/files/f8dc5245-316d-11dd-8c1c-0014221f3995/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8/01/02/p52/ 首先这个家族说起来是和曾国藩有关的，曾的孙女，嫁给浙江绍兴人俞明震，俞明震何许人也？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震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也曾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 俞明震著有《孤庵诗存》四卷，是清末著名的诗人。　 1898年，俞明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的帮助下到了现在的日本北九州的东北大学医学院（原来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位学生命叫周树人。《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鲁迅还曾在《琐记》一文中，以亲切的笔致描述过后来送他出国留学的"恩师"，当然了，这只是这个家族有关的人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   俞明震长子俞大纯（又名俞大线），俞大纯膝下四子两女。长子俞启孝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生于德国，专攻化学；老三即俞启威（化名黄敬），生于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当教授。老大，老二，老四兼娶了名门之后，唯有三少爷行为放荡不羁，家人也无奈。不想，一日三少爷启威与一名叫李云鹤的山东女子结婚，后来这个女子改名叫江青。这也是俞家与青岛这个城市关系的开始。   大姐俞珊，生于日本，演员。其夫就是赵太侔，北大、哥大出身，1932年杨振声走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青岛30年代的文化辉煌，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而人和就是杨和赵。江青就是他提拔的，江原名李云鹤，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三少爷所以来青岛上学，也是因为此，后来在青大和李云鹤同居。小妹俞瑾，一生从医。   还是说说三少爷俞启威吧，在青岛搞地下活动被捕，凭家族关系被释放，李云鹤去上海居然成了影星。他后来化名黄敬，在北平搞学运，人们熟悉的一二九运动的照片中有一个人在火车上演讲，就是他，他和姚依林经常在斯诺家开会。后来到延安才知道其前女友已经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了。俞启威也就是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的老爸，是解放后继黄克诚之后，为天津市首任文官市长和国务院第一机械部部，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俞启威因积劳成疾，于11月去世，年仅46岁。   顺便说一句，俞正声的老哥俞强声也很有名。 ( 80年代安全部处长俞强声（现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哥哥）的叛逃，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忌的被捕，金时任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源源不断的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离奇自杀身亡。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可以说些真相。金无忌是国安部领导亲自操控的间谍，以俞强声的密级接触不到金，但俞是原部长的秘书，其利用去部长办公室串门翻阅卷宗而推断出金，进而献给美国作为变节见面礼。不过叛徒终究没有好下场，中国国安部展开全球追杀，俞虽受美国政府名义上保护，可还是在2年后被我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南美某国于海中溺毙身亡。事后指挥此次行动的大队长荣升重要职位。)   再说说老大俞大纯，有个妹妹嫁给陈三立，这个陈三立就是维新派主将陈宝箴的老大，他有3个儿子，老大著名画家陈衡恪，老三的名字叫做陈寅恪。   俞明震共有三兄弟，他居长。 　   俞明震的三弟有个儿子，美国留学，后来到了台湾发展，名字叫俞大维，想当初金门823炮战，在岛上的两个一个是胡琏，另外一个人就是“国防部长”俞大维。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胡琏是黄埔四期，当年一人独守夔门，与日军激战半月不退，50年代金门一战，更是国军之中流砥柱，俞大维何德何能，反居胡琏之上？也许这就是家族的的原因吧…………穷人家的孩子要成功总是要付出更大的心血的。闲话不多说，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杨，娶了个老婆名字叫蒋孝章，当然亲家翁就是蒋经国了。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俞祖声（和俞正声一辈的）。这是这个家族在台湾的布局。   回过头来再说说俞明震的小姑的女儿。也就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她的名字叫曾宪植，她的丈夫名叫叶剑英。什么邹家华、叶选平都是亲戚了。换句话说，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黄敬）也得管叶帅叫姑父。   俞明震有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和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50年1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震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归国后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工艺局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   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有个妹妹嫁给陈三立，这个陈三立就是维新派主将陈宝箴的老大，他有3个儿子，画家陈衡恪是老大，三子史学家陈寅恪更是大大有名，现在他的文章，思想都抬的很高！   俞正声的母亲叫范瑾，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俞正声的舅舅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范文澜。   俞正声之妻张志凯，岳父并非外界所传的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而是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 俞正声与邓朴方的关系友好，他在80年代初期邓朴方请他出山担任"康华"公司总经理（大概在80年代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知道康华公司的来历与背景），与邓家关系非同寻常。邓小平原来准备安排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利用其个人关系去搞台湾关系。但俞正声在92年十四大时意外落选中央委员，而原统战部长丁关根已经改任宣传部长，不得不提拔王兆国任统战部长，而王兆国本缺台办主任又没有物色好接班人，只能让王兆国再兼任两年台办主任。   1952年秋天，重工业部撤销，分别建立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汽车工业归一机部领导。一机部部长即是黄敬，一机部建立汽车工业管理局，张逢时任局长。 1953年7月15日，位于长春的一汽举行奠基典礼，参加典礼的有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林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会上黄敬讲话，李岚青、王恩魁等六名年轻共产党员，将刻有毛主席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基座上。可见对江总（在一汽干了8年）和李岚清这些老机械、老汽车来说，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一直是他们敬重的老领导。   综上所述，这个家族关系要是写一本书绝不为过。百忍问， 近现代中国史上，君见过如此复杂深厚的关系吗？囊括了蒋经国（蒋介石）、江青（毛泽东）、邓朴方（邓小平）、江总、曾国藩、陈宝箴、陈寅恪、叶帅这些我们还不知深浅的交情。 这就是俞正声家族的关系。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10/28/p51/ ◎朱 伟 　　李清照词集名“漱玉”，出自晋陆机的招隐诗，此诗描写招隐之山林，有“结风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句。意思是，清风停在兰草丛中，芳香在秀木间缠绕，山水潺潺如弦音，飞泉溅石，晶莹似玉。 　　李清照词，我最喜欢的，首先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骤是烈马疾驰，风如扬鬃马嘶，疏雨被击碎四散飘零。一夜风雨都在宿酒酣睡之外，等晨光随卷 帘明媚，海棠依然在窗外娇羞。此词灵感后人一直认为来自晚唐韩的《懒起》，韩诗最后是“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李清照喜欢韩 显而易见，韩自号“玉山樵人”，他在《闺情》中曾写到宿酒:“轻风滴砾动帘钩，宿酒犹酣懒卸头。”并专有《疏雨》诗:“疏雨从东送疾雷，小庭凉气净霉苔。 卷帘燕子穿人去，洗砚鱼儿触手来。”妙处是，韩诗变成李清照词，就脱了香奁，不再“侧艳情巧”。尤其《如梦令》结尾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将韩 《懒起》在“昨夜三更雨”前的“暖嫌罗袜窄，瘦觉锦衣宽”句，脱颖成那等漂亮，又有一种自然的清冷。 　　李清照词好处，就在这种那人自在灯火阑珊外，不自觉就黯然神伤的感觉。我把《如梦令》读成闺情词，《声声慢》与《醉花阴》则是婚后得不到慰藉，那种抑郁孤清的层层深入。 　　《声声慢》味道在前片叠字似乎昏昏沉沉、跌跌撞撞，与后片“独自怎生得黑”、“怎一个愁字了得”像随意拈来的口语作对比。而且，叠字本身也能读出幽深 ——《老子帛书》上有“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寻寻”是探寻在无边无际无涯中，孤灯难明，惶惶不可终日。“凄凄惨惨”，“凄凄”不仅来自南朝宋 谢灵运《道路忆山中》中的“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还来自陆机《赴洛道中作》中的“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 故乡，顾影凄自恋”。后面跟上的“槭槭”，后人一直认为来自晚唐吴融的《红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自是孤根非暖地，莫惊他木耐秋风。” 其实“槭”字始用于晋潘岳的《秋兴赋》:“蝉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帏。”李善注释，这“槭”是“枝空之貌”。 　　《声声慢》前片，无论怎么理解，都是黄昏四合时节，哀雁断肠，引发物是人非的感伤不已。梁启超当年曾认为此词写从早到晚一天实感的眉批，认为“三杯两 盏淡酒”应是“怎敌他，晓来风急”，多少强加于人。此片中的“最难将息”极耐琢磨，“将”是依靠，心绪最难依靠着平息，“将息”也就是“养息”或“喘 息”。后片，遍地黄花用了“堆积”，独自憔悴加自我贬损，“如今有谁摘”的“”是喜欢或惦记。而守着窗儿，面对梧桐细雨，梧桐是凤凰栖枝之木，可为琴瑟， 细雨滴沥在这黄昏空寥的琴弦间，自成悲声。 　　《醉花阴》则下片味道远胜上片。上片“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是永远无法消遣的白昼，度日如年。“瑞脑销金兽”，“瑞脑”即“瑞龙脑”，波斯香 料。金兽是香炉，瑞香烟气萦绕，还是为突出“永昼”的沉闷单调。此时又到重阳，“纱橱”是蚊帐，夜无眠而眼见帐外凉意四逼。下片黄昏后陶渊明的“把酒东篱 下”典，引出“暗香盈袖”的洁身自好，北宋林逋的《山园小梅》有名句“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暗香疏影由此 就成为梅的代称。林逋死在李清照出生前50多年，李清照当年应该极熟这句子。而西风入帘，用了粗暴的“卷”字，最后，尽管李清照当年有可能用的就是“人似 黄花瘦”，因胡仔写成《苕溪渔隐丛话》时，她还在世，《苕溪渔隐丛话》记的就是“似”字。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真实就应是“人比黄花瘦”，它形成更强烈对 比，更有哽咽的悲怆。 　　按李清照在绍兴四年（1134，51岁）作成的《〈金石录〉后序》，其夫赵明诚死于建炎三年（1129，李清照46岁），之后她49岁曾再嫁，几月后 又离异。我喜欢将《永遇乐》读成她历尽沧桑后的尾声。上片“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熔金”来自刘禹锡的《洞庭秋月行》:“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 金。孤轮徐转光不定，游气蒙蒙隔寒镜。”“璧”是美玉，这里合璧而成月亮。先是夕阳耀目，后是暮云合成寒月，人在哪里呢？“染柳烟浓，吹梅笛怨”，“吹 梅”是梅花飘飞，南朝梁简文帝的《梅花赋》中有“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李白后来《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中变化成“一为迁客去长沙，西 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香车宝马”乃王维先用，他的《同比部杨员外十五夜游有怀静者季》中用“香车宝马共喧阗，个里多情侠少 年。竞向长杨柳市北，肯过精舍竹林前”。此诗标题，比部是刑部四司之一，怀静者为禅家。李清照以它连接“谢他酒朋诗侣”，更突出曲终人静。下片感人的是对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的眺望。“铺翠冠儿”是元宵节戴的用翡翠、羽毛装饰的帽子;“捻金雪柳”是元宵节装饰用夹杂金线的绢制头花; “簇带争济楚”是插满头饰去争美艳。最后“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深处，听人笑语”，无情风雨中，酒阑歌罢，只剩雪清玉瘦，蜷缩一隅，空对 烛花红。所谓“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实在令人唏嘘。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10/20/p50/  这篇文章是04年在百合看到的，现在重新贴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最近北京市普查完了，我们北京市 得了两个冠军，一个是高血压冠军；一个是高血脂冠军，很遗憾。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 现在，死亡率最高的是30至50岁的人。年龄不是个宝，血脂高很危险。大家知道国际上有个标准，寿命 等于成熟期的5至7倍者为长寿。这么说，人的寿命应该是100至175岁。为什么都没有达到呢？最主要一 个原因是不重视保健，而且不听保健。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国家保健局一再强 调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保健。现在绝大多数是病死的，很少数是老死的。应该绝大多数是老死而少数 是病死。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 最近联合国表扬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什么表扬日本，因为他的寿命是世界冠军。他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7.6岁，我们国家50年代是35岁，60年代是57岁，现在是67.88岁，距离日本整整差20岁，这是没法原谅的。日本的先进经验是以社区为单位，每一个月讲一次保健课，如果没有来听就必须补课。我国没这 制度，谁爱听就听，不听拉倒。我回国后问了许多人，应该活多久呢？有人告诉我五六十岁就差不多 了，这说明我们的标准太低了。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保健，凑合活着，问题很严重。我在医院工作 了40年，绝大部分人病死是很痛苦的。我来的目的很明确，我受科学委托，受命于卫生部的指示，希望 每个人都重视保健工作。 联合国提出个口号：“千万不要死于无知”。很多人死于无知，这很冤枉呀。我们知识分子平均年龄 58.5岁，按这个数字，我想不算学前教育，小学6年，中学6年，医科大学8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 士后3年，都学完后到点了，根本不能干什么了。很多科学家没超过这个年龄。我在美国斯坦福见到了 张学良将军，在纽约参加了他的100岁寿辰。我很受教育，一进门见到他我们大吃一惊，他眼不花， 耳不聋，很多人问他：“少帅您怎么活这么久”？他回答很明确：“不是我活得久呀，而是他们活得太短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活得短，还嫌我活得长。这情景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而我们很多 人很糊涂，对保健一无所知，这样我们的工作也做不好，因为我们天天处在不健康、亚健康状态。我见 过很多人，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100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么不能活。 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 大家知道怎么保健吧？其实国际上在维多利亚开会有个宣言，这个宣言有三个里程碑，第一个叫平衡饮食，第二个叫有氧运动，第三个叫心理状态。这三个里程碑国际上都知道，而我们很多人不清楚。这三 个里程碑的标题不会改变，而内容会随时改变。地球人的平均寿命70多岁，我们是67.88岁，还没有达 到平均寿命。而有很多人已经创造纪录了，据我所知，英国有个叫霍曼卡门今年已经209岁了，经历了 12个王朝，如不信我，可以告诉你个电话号码，还有个罗马尼亚老太太今年104岁，更奇怪的是她92岁 时生了个胖娃娃。人家能活，我们凑合活着，你能凑合得了吗？ 一、             平衡饮食   下面我讲第一个问题，平衡饮食。也许有人早就认为保健有什么好听的，还不是早起早睡身体好。我告诉你，唐朝时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么说就是极端无知了，很多事情都在变化。所谓平衡饮食，有饮、食 二大类。先说饮食的第一个问题，“饮”的问题。我在北大时问学生，什么饮料最好？学生异口同声回 答：“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美国都不承认，国际上也不承认，它只能解渴，没有任何保健作用。什么 叫保健品，大家要知道，它得是能治疗疾病的。到现在我们中国人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什么叫保健品。 国际会议上定出了6种保健品：第一绿茶；第二红葡萄酒；第三豆浆；第四酸奶；人家不提牛奶，你注意啦；第五骨头汤；第六蘑菇汤。为什么提蘑菇汤？因为蘑菇能提高免疫功能。一个办公室有人老感 冒，有人老不得病，什么原因？就是免疫功能不一样。喝蘑菇汤能提高免疫力，所以是保健品。那为什 么提骨头汤呢？骨头汤里含琬胶，琬胶是延年益寿的，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有骨头汤街，而中国没有。 我们调查了一下，最近苏州、南京城里有了，北京还是没有。所以不要小看骨头汤，它能延年益寿，因 为有琬胶。为什么提酸奶？因为酸奶是维持细菌平衡的。所谓维持细菌平衡是指有益的细菌生长，有害的细菌消灭，所以吃酸奶可以少得病的。在欧洲酸奶非常广泛，我们许多女孩喜欢吃酸奶，但是她们不 了解为什么。我们很奇怪，中国酸奶销量是很低的，而牛奶销量很大。牛奶本身我们不否定它的作用，但跟酸奶比起来差得很远。还有豆浆，后面再说。 我下面讲为什么喝绿茶。现在很多人喝茶，但年轻人不喝。很多人喝红茶。红茶加面包在欧洲流行过， 但现在不喝了。大家知道，红茶加面包没有一点保健作用。绿茶为什么有保健作用呢？原来绿茶里面含 有茶坨酚，而茶坨酚是抗癌的。还有人喝茉莉花茶，我问他为什么喝茉莉花茶？他的答复很简单：“它 很香”。我说你要是为了香，我建议你喝香油。我们不是为了香，而是怕得癌症。日本普查搞得特别好。他们普查完了说40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体内没有癌细胞的。为什么有人得癌症，有人不得，就是跟 喝绿茶有关系。如果你每天喝4杯绿茶，癌细胞就不分裂，而且即使分裂也要推迟9年以上。所以在日本小学生每天一上学就喝一杯绿茶，咱们没有。我给老师讲，老师都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有问题呀。绿茶里含茶坨酚，它是抗癌的，在所有的饮料里绿茶是第一的。我今天来晚了，很多人已经把茉莉花茶喝 得差不多了。赶快改，茉莉花茶没有一点保健作用，只是香而已。 第二请注意，绿茶里含有氟。这个氟有什么作用呢？古代很早就知道，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说贾府的人吃 完饭拿茶漱口，而苏东坡也有记载，他每次吃完饭拿中下等茶漱口，目的是坚固牙齿。他不知道是氟的 作用，日本人现在搞清楚了，它不仅能坚固牙齿，还能消灭虫牙，消灭菌斑。饭后3分钟，牙齿的菌斑 就要出现。现在我们很多人牙齿不好，不但不拿茶水漱口，连白水都不漱，问题在哪里不知道。现在有 人30岁就开始掉牙，50岁牙就全掉了。医院里牙科最忙，牙科里镶牙室最忙。我们到欧洲一看，人人牙 齿都很好。你想，如果牙齿好，你当然长寿啦。我们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你不费事，你拿茶水漱口就把 菌斑消灭了，而且坚固牙齿。到了老年，你牙齿坚固，不得虫牙。这很小的一件事，应该坚持做。 第三个，绿茶本身含茶甘宁，茶甘宁是提高血管韧性的，使血管不容易破裂。很多人脑血管意外来北京 治疗，医院每死4个人就有1个是脑出血，这很危险。脑出血没法治，就怕生气，一生气一拍桌子一瞪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10/15/p49/ 至今不能正常访问，值得庆幸亚。 怀念在华阴的日子。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9/15/p47/ 　　吕老师说：这些年眼看着老一辈消逝，每死一个人，就带走一部分东西。这些是一代代人积累的非物质的东西，是无形的，最宝贵的。这样的东西带走了，我们 的文化也随之衰减。钱穆当年感叹，我们因为憎恨满清，就把整个封建文化否定掉，其实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传统啊。　　　 　吕老师讲理解之同情，一代人如何理解上一代人。刘意青老师理解李赋宁老师，高峰枫老师理解刘意青老师；相应的，上一辈人对新成长的人爱护鼓励，而不是拦 着小一辈的路，这才能保证学术事业代代相继。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弊端很多，但不能报极端的纯洁态度，革故鼎新要有忍耐，从个人做起，持 之以恒，直到正气压倒邪气。讲系里老师主持大局的不易，高老师回国后所做的工作，英语系这些年学风正派，进步来之不易。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只是现在的 人，而是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回来，多好。”　　　　吕老师说：你们高老师在伯克利读书时，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回国的决心，从没打算留在美国 过。伯克利的师生同学都尊敬他，“知道这个人是在学知识的，不是来占便宜的”。你再看看高老师回国后做的事情，开的课，西方史诗，西方古典文论，拉丁文， 西塞罗，维吉尔，现在接替刘意青老师开圣经文学——他在北大补了多大的空缺，发挥了多少作用！外教Rendall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 informant，他不求回报，无私地传授知识，高兴的就是看见学生成长。这样才对两个国家的文化有益。　　　　是的，高峰枫老师是公 认的让学生说话“最没有压力”的老师。上一辈老师普遍怕麻烦，教课不布置任务，期末一篇论文了之。高老师却要求我们多写报告，交上来评改。他教拉丁文，每 课都有作业，每课都批阅，我造的句子几乎每个都有错误，高老师一丝不苟地改，课结束了还连续给我们补几周课，义务地增加阅读内容，不管这给自己增加多少麻 烦。坦率地说，这是沈弘老师教拉丁文远不及的，是年轻老师回国带来的新风气。　　　　而Rendall教授引导多少同学入中古文学之门， 体味读书的喜悦，当时周四上中古的课，周四就成了一周里我最开心的一天。认识这两位老师，实在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吕老师曾不屑地说：最近20年英语系训练 的学者大多是一点文本加一点理论，不足为训。但这并不是说，古典学就好得了多少。他对同学没有打好基础就拿古典学标榜自己颇为担忧。学中古拉丁文，未必比 做现当代文化理论更少浮躁。没有语言根底、史识的基础、批评的眼光，学看起来不会错的古典学和中古，也一样学得虚浮。这个领域能作出评判的人很少，所以治 学的险峻程度更深。没有自觉，却以此清高，就尤其不对了。老　　师举了身边的例子，措辞之严厉是我罕见的，甚至用了担心同学“走上邪路”之语。我 很耸动，深深自警。高老师也有类似的看法，国内研究西方古典的风气这样盛，这是好事，但也可能是虚有其表。高老师有些幻灭地说：“我现在觉得还是先学好英 文，拉丁希腊这些，一般人不学也罢，学了，反而糟践了。”这是言简意赅的真理。　　　　我向吕老师描述有幸遇到的良师。我说，我假期的佛 罗伦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很精彩地把文学和艺术史连接起来，讲奥尔巴赫，圣经文体，sermonis humilis, 1420s左右St. Bernardino的讲道，同时代的马萨乔的画风，谈这其中的微妙联系。奥尔巴赫是吕老师最熟悉的内容，所以我特意举了这个例子。但他对此不置可否，只 是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吕老师问：“你是对作品和图像本身印象深呢，还是对老师的解释和风格印象深呢？”这一问像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说，比如你听了这个 关于奥尔巴赫和马萨乔　　，很煽动（用了煽动这个词），结果脑子里就只是这个联系了，但两者各是什么，则不甚了了。这个观点有没有启发你？你有没 有继续考察？你记住了老师的风度，其他你还记得什么？良师的存在只是偶然因素。如果你记住了但丁课上的警言和小插曲，不记得神曲的有关内容，那你实际上是 教育失败了。你想想你小学的老师，你已经不记得他们教了你什么，但你学会了读书认字，你得到了读书认字这个本领。　　　　美国ACLS每 年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做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结集出的书叫A Life of Learning. 都是自传性质，学者自述求学经历，往往闪烁着真知灼见和宝贵的人生经验。第一位演讲人是耶鲁英文系大教授Maynard Mack(1983)。吕老师铿锵有力地向我转述Mack的话。这是一段让人感奋、永远无法忘怀的话。他说：　　 “在讲台讲课的时候，一定要谦卑。你要记住，在这个屋子里，至少有两个人比你高明：第一，是你的作者。你在阐释他，他比你伟大。第二，你要坚信，你的听众当中至少有一个，他比你强，他在检验你，他也会超过你！”　　　 　吕老师今年有一本文集问世，《代人读书》。里面的文章都非常精粹。因为丛书篇幅所限，吕老师几篇拉丁文学方面的文章没有收录。我觉得吕老师是个不通世故 的人，著书没有版税，分文不得，觉得人文图书能出版就已经不易，有人愿意去读就已是幸事，作者的心愿也就达到了。大家关注这本书吧。　　　 　吕老师相貌极其清雅，态度亲切宽仁，是真正的儒者，却有平民之风。我前文所贴的暑假人物，第一位就是他。A very fine, noble, saintly, paternal man. He is colos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9/14/p46/ 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 当时的汉学家，品行无甚坏者。唯孙星衍较坏，然亦小节，不过好男色而已；然当其 点翰林时不肯拜和珅，则不可谓不讲气节，在山东按察使任内，平反冤狱甚多。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9/09/p45/          boyfriend wants to have sex with his girlfriend,but ashamed of his small organ…decided  to bring girlfriend in dark place,open his ziper and put penis in GF’s hand…GF:no thanks ,i don’t  smoke!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9/03/p44/      晚。新街口。吾与友人一前一后，不料一新疆偷儿，凑上前来，亦步亦趋。其人胸前用袋装婴儿做掩护，身短、色黑，貌猥琐，年约二十。吾友手机吊带奇长，流于裤外，招摇过市，偷儿欲窃之。吾见状即上前，拍友右肩，遂回头，吾怒视偷儿，瞋之。其语维吾尔语，义虽不明，骂吾之意则甚明矣。旋走之，觅他食。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9/01/p43/ 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罗志田访谈） 　　王震邦(以下简称王)：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无论在体制、观念与行为上，留学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与媒介，每一世代的留学生，往往都有以所学新知来振兴国家、再造文明的壮志宏愿，而社会大众，一般而言，也对他们抱持着相当热切的期望，例如二、三十年前的台湾，便普遍认为，只要有留学生，民主的目标终有实现的希望。不过，由于近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一代代留学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长期积累的机会。作为一个学历史，而又参与此一历史大潮、身历其境的人，你对这种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刺激，有何看法？此外，中国大陆在开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冷战时期，主要的留学对像是苏联与东欧各国，这一批留学生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他们和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有怎样的不同？这两个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世代差距？ 　　罗志田(以下简称罗)：整体说来，当年留学苏联与东欧(主要还是苏联)的那一批留学生，絶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固然还有些研习文史的人，例如以前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所长便是留苏出身，专攻西洋古代史；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历史系的老师中也有两位教苏俄史的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对中国的史学发展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实在很难评估。对于这一段历史，目前也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讨论。至于后来留学欧美的文科留学生，一方面，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数较多，学文史的则极为有限，学成回国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这些人的个别差异极大，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群体。他们当然多少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作用的程度，恐怕并不深远。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对留学的那种乐观期望，我认为主要并未体现在民主上面，而是在富强上面。在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一般都以为，这批海外留学生回来以后，让中国在生产和建设事业上，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实，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失败的例子也不乏其人；尤其在早期，他们所学的那套西方的组织与管理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凿枘不入，很难有一展长才的空间。不过，近些年来，大陆社会西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这些人也就越来越适合，其作用也较为明显了。相形之下，文史学科的留学生，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这些人回来以后，也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局部改变。 　　以今日的信息沟通条件言，中外思想学术的交流不一定落实在一些个人和群体处在什么区域。现在大陆史学界非常强调“追随”外面的东西，许多学术机构都把 “与国际接轨”作为努力的目标，事事追逐西方学术的流变。近年史学界受拜物世风之影响，颇关注下层百姓的吃喝玩乐。这对弥补过去的缺失当然是非常有益的，但近代中国史上一些非常重要、亟待深究的问题，反倒乏人问津。例如，像甲午战争这个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转折性的关键事件，就少有人从事深入的研究。不少学界同行私下讨论时，常常感叹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几乎都已经做完，今后不知该怎样指导学生了。他们似乎没想到，其实还有无以数计的大题目，还等着有心人去开拓。 　　王：史学界“问题已经做完”的说法，多少反映出当今历史工作者在“问题意识”上的高度匮乏。在目前激烈的学术竞争下，一门没有问题意识的学科，是否会沦于自然淘汰的命运？ 　　罗：从目前的状况观察，大陆的历史学也很难说一定会被淘汰。虽然很多人都有“问题已经做完”的焦虑，不过，大多数历史学者依旧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研究工作。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毕竟还是得面对日常的现实要求。作老师的，既要指导学生，又须应付日益严苛的学术评鉴；尚未升等的固然有升等的压力，已经完成升等的，每年仍需达到一定数量的学术指针。至于学生，更是有获取学位的迫切目标。因而，无论如何都得找点题目来研究；实在找不到，也要想办法“填补空白”，或者干脆去把某些已经研究得差不多的题目，进行所谓“系统的”整理。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下，任何学科的系统性总结工作，通常都是由已有相当成就的资深学者来承担，绝非一般新进的初学者所应从事的目标。我怀疑，大陆一些年轻学人所以要选择这类系统整理式的研究课题，或许便和学界所弥漫的“问题已经做完”的心态密切相关。 　　王：近代史研究也牵涉到“学术与政治”这项议题，非但其开创人物相率弃学从政，卷入实际政治，甚至连这门学科的成立宗旨，都摆脱不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罗家伦、蒋廷黻等人当年创立近代史的学术领域时，便有意识地强调要吸取最近的历史经验，以便对中国政治的弊病提出救正的方法。因此，像蒋廷黻对琦善之外交政策的翻案文章，以至郭廷以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所共同关怀的，都不外乎中国处此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应该如何应付这些严峻的挑战。受限于知识生产的特定历史条件，近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似乎与现实政治一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当前海峡两岸的历史学界，恐怕也不能例外。以台湾而言，不同历史教科书所建构的不同历史记忆、所灌输的不同历史意识，正是统独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彼此交锋的意识形态战场。大陆方面，或许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譬如，据说最近上海新修的历史教科书，便把从太平天国以至共产革命等近代史上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统统删略不提，而完全只描述社会、经济、人口等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历史书写，或许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与效应。面对这种发展，作为历史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使命感与学术工作的专业尊严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自处之道，来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罗：我并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上海新出的历史教科书我也还没看到，难以置评。不过，我以为，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文化传统，自二十世纪初新的教育学术体制建立后，专业性学者至少已有了存在的空间，可以不问现实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我自认是比较偏向这种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类型，平常不太关注本学科之外的事务；偶尔扮演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大抵也都是因为别人碰触到与史学相关的问题，或是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使学生感到迷惘与困惑。遇到这种情形，我有时会觉得应该表示一点自己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 　　当然，在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以“一孔之士”自居，对外界的重大事件与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其实，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例如农村问题、城市民工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但是有些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 的选拔赛，风靡全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动干戈。 　　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 　　王：你曾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转折点；同样的，八年抗战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也极其深远。可是，两岸史学界对于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虽然做过一点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夷考其实，大抵都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史释”之作，而几乎看不到一部规制恢闳、统摄全局的“史著”之作。所以如此，除了史料不足之外，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扰，是否也是造成这种缺憾的重要因素？ 　　罗：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的学者。这种差异和近代史本身的复杂繁难不无关系，但是，从业学者的更迭频繁，未能持续专注于此，或许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目前，这种弃学他顾的趋势，似乎仍有不断延续的迹象，近代史研究当然也就更不容易出现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与著作了。 　　或许与此现象相关，在我同辈或稍年轻的学者群中，普遍抱有一种感慨，认为现在大陆学术界群龙无首，希望能有一些领导人物出现。这种现象，也让我觉得有些不安。其实，“群龙无首”，没有了所谓大师或掌门人，不正是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大好契机吗？平心而论，抱有这种感慨的学者，并不是想回到昔日“定于一尊”，思想划一的年代，只是觉得目前学术界龙蛇混杂、光怪陆离，缺乏一套评骘去取的准绳，因而殷切盼望出现一些众所推尊、一言九鼎的学术共主。据我所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则认为，真正可忧的，不是“无首”，而是人人自视为“龙”，互不相下；如果真能彼此尊重，道并行而不相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未始也不是一桩可喜的美事。 　　王：所谓“群龙无首”的“首”，有两种不同涵意。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学术社群经由内部的良好互动与合理竞争，遵循一定规范，所自然形成的，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由外部势力强行指派，藉以箝束思想，使学术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政治性领导。你说的“首”，如果指的是第一种，则“群龙无首”的现象或许反映了大陆学术界其实尚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有着明确规范与准据的学术共同体，而台湾学术界，恐怕也是如此，都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指的是第二种，那么，大陆学者的感慨是不是也透露出以往政治力量长期宰制学术，所留下的阴影与后遗症？ 　　罗：大陆学界所期盼的群龙之首，大体上指的是第一种。简单地说，他们希望能出现像梁启超那样领袖群伦的人物，对人才的拔擢、学术的品评，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力。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乏其例，最有名的便是陈寅恪。陈寅恪尚在留学期间，在学术界已颇负时誉，顾颉刚讨论国学的五个流派时，便推崇他为其中一派的代表。事实上，当时陈寅恪并没有任何足以称道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发表了几首诗和一封《与妹书》，要是依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甄选，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但是，陈寅恪却能甫回国立刻当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当然归因于他的学力得到了某些权威的肯定（却未必是外间传说的梁启超本人）。今天大陆学术界良莠不齐，标准混乱，即便设有若干学术奖励，其公正性也未必为众人所共许，因而大家所殷切期待的，也正是那种既能公正无私地识别人才、提携后进，又能树立学术规范、品评优劣的学术权威。这种期盼，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个人始终觉得，中国文化一向崇尚“定于一尊”，直到近代，才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呼声。也许我们应该继承这种近代所形塑出的新传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之。 　　王：那么，史学界内部的学术评鉴是否可能建立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机制？在台湾，这种机制始终难以确立，在大陆，情形又是如何？ 　　罗：依我看，恐怕也很困难。目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以量化为标准的评鉴压力，主要来自各机构的领导部门。例如，北大现行规定便要求教师必须在一定年限内升等至一定职级，否则便只有离职一途。这种办法，当然有其正面作用。在此之前，学术界里往往有些人以修成“大家”自期，可是花了十年工夫，却连一篇小文章也没发表过。现行规定，至少可以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过，流弊所及，却不免让新进的年轻学者为了应付升等与评鉴在时限与数量上的严格要求，只好尽量求其速成，而不敢去碰触耗时费力的大题目。要是全校，乃至全国，都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大概便永远无法期望学术界会有大师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做历史的人，超过一定年纪，或许在史识与功力上会有所积累，但是，与此同时，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大胆突破的锐气，大概也都消磨殆尽了。对于学术的创新而言，这种锐气实为弥足珍贵的重要凭借。如果年轻学者都困于功令，只敢从事谨小慎微的研究，等到他们应付完升等之类的要求，恐怕也颇有年纪、锐气全无了。如此循环相继，整整一两个世代的学术界，或许都没有办法出现重大的突破与贡献，而唯有寄望于不为制度所羁绊的不世出天才了。 　　另一方面，在这种学术体制的桎梏下，学术界的学术品味也会逐渐趋于僵化，纵使个别学者偶有较具原创性的构想，也往往甫行提出，便遭负责评审的学者扼杀抑制，很难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深觉像我这样年纪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具备容忍异见的宽大胸怀，遇到自己不欣赏的研究题目，更要格外谨慎，反复酙酌后，再下否决性的判断。总之，举凡带有开创性与创新性的事物，通常都与当前流行、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多少有点扞格不入。大陆学术界现在似乎并不鼓励这样的尝试，这对日后的学术发展，未始不是一项严重的隐忧。 　　王：你在大陆史学界，可说是资深的学术权威了。对于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你有怎样的期望？他们将来的发展，是否有比较乐观的前景？ 　　罗：学术权威谈不上，老教授倒是名副其实。理论上，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辈的成就总会超越年长的一代。或许发展到某一阶段，大批杰出人才同时并起、引领风骚，也不无可能。总体来说，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其实，因为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研究近代史，相对而言，要比研究古代史更少乐趣，如果不抱持着一点理想与希望，恐怕很难维持继续探索的动力。当然，截至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种璀璨前景的明显端倪。 　　王：你的治学取向，一向强调历史的多样性，既重视社会与文化、思想等不同因素的交叉互动，也非常注意传统与现代的杂糅融会，这当然是与你求学过程所养成的寛阔视野密切相关。那么，依据这一标准，你对目前大陆史学界一般同道的长处与短处，会有怎样的评估？ 　　罗：中国近代有一项特色，便是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又受到现代西方的巨大冲击，因此，如果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的话，自然会对了解近代中国有着很大的助益。但是，中国大陆以前培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对于时间的断限非常坚持，做近代史(1840-1919)的人基本上不看1919年以后的材料，做现代史(1919-1949)的人则不看1919年以前的东西。最近虽然有些人主张打破这样时间界限，把近、现代史打通成一片，从1840一直做到 1949，甚至往上追溯到晚明，不过，这样的呼声毕竟还不很普遍。因而，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他们的长处就在于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的基本史料，都相当熟悉。比如一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与辛亥时期有关的材料与著作，大概都读得很多，掌握得相当完整。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把问题做得更深入。可是，他们往往对以前和以后的东西不很关心，不愿多看。总体地算下来，这种做法还是相当吃亏的。有些同事申请了研究课题后，常常严格地集中在此一课题上，不遑他顾。这样一来，一个课题做完就完了，等到做下一个课题时，又要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不但耗时费力，也难以在学术上有所积累。可以说，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一部分学者，特点是目不斜视，只关心跟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其它的一切，概不注意。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对所研究的主题观察入微，看得清清楚楚，坏处则是不免见树不见林，不能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进更大的时空脉络。这样一来，或许比较无法了解历史的整体面貌，也不易掌握它的意义。 　　王：你说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史学界普不普遍？还是只是个别现象？ 　　罗：这情形以前可以说相当普遍，这也是当年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大陆学术界里，各门学科的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会每年都会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学者为参加会议、发表论文，研究的重点也就会慢慢被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而大陆的近代史研究，却有一项特点，那就是近代史本身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学会，而是分成三个不同的学会：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与辛亥革命学会。如此一来，自不免导致一种偏颇的现象：这三个专题之外，中国近代史上其它问题便很少有人问津，例如太平天国之前的历史，如鸦片战争史，除了茅海建等少数学者，几乎无人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研究这三个专题的近代史学者，也往往只关注单一的对象，不暇他顾；例如一些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便只注意二十世纪初短短数年的历史，既不看此前不久的戊戌变法，也不管民国成立以后的变化。这种特别的学术体制，未必是有意的设计，当初所以只成立这三个学会，虽然多少与这三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高潮有关，却也很难说一定是出于某些人特定的预设。多年来，大陆史学界其实也不断有人努力想把这三个学会合并成一个整体性的近代史学会，却都没能成功。这种体制当然也有其长处，唯流弊所及，却不免进一步强化了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集中化、狭隘化的趋势。 　　王：两岸数十年来的史学发展，长期都处在“追随西方”的风气支配下，以致一代一代的学者，彼此取径不同、问题意识迥异，很难形成学术的积累与传承。你认为，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重建中国史学的“学统”，树立本身的自主性？ 　　罗：其实，许多前辈都曾经提到过一些重要的方向。如李济从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在美讲学，便反复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他认为，多懂一种语言，便能多增加一种思维方式。当然，李先生讲这段话的用意，多少是劝诫西方学者一定要先精通中文，才有能力来研究中国。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学者能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来思考中国，一定也会对平素习以为常的事物，得到许多不同的认识。目前海峡两岸年轻一代学者所掌握的外语能力，一般而言，要比年长一代强得多。我深切盼望，这种多语思维的能力，能有效运用于对史料与史实的深入理解与诠释，进而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傅斯年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这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十分重要却常遭忽略的话。他指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对于文字审求、文籍考订等方面，永远一筹莫展。我个人以为，傅先生这种说法，或许稍嫌武断。如今天一般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典籍的理解，连传统三家村学究的程度恐怕都赶不上，则我们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究竟比外国学者强多少，恐怕还是未定之数。不过，整体而论，中国学者理解与诠释中文史料的能力，大致还是比外国学者更有利的强项。傅斯年后来在史语所里聘用了严耕望、王叔岷等青年学者，也大力提拔了四川的王利器等人。这些人，特别是二王的研究取径，大致都是以基本文献的考订解读为主，与史语所强调动手动脚到处找寻新材料的主导性学风大异其趣。由此可见，傅斯年在与西方学者竞争“东方学之正统”的努力过程中，虽刻意借镜他人所长，鼓吹史料的扩大与征集，却也并未弃己所长，疏忽了文献典籍的解读与诠释工作，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以“全汉的问题”来“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 　　我以为，研究历史，不但要深入阅读史料，更要设身处地，尽力从当时人的想法与关怀出发，来产生出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要在提问之际，改变自己的意识，以返回到活生生的过去。在此一层面上，李济所主张的双语或多语思维，与傅斯年所谓史料文献的解读必须仰仗文化传承的助力，都可说是确凿不移的精当之论。陈寅恪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能掌握本身特色、发挥所长，努力不懈，长此以往，必能获致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多的贡献。 　　王：发挥我们自身的特色与原创性，当然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目标。但是，这种境界毕竟有待于个别学者的天才独造，而无法依靠刻板的规划与设计来达成。由此而言，当前两岸的学术体制，似乎都只有抑制个人才具充分挥洒的负面作用，就像是传统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负才不羁的狂狷之士，若非俯首下心，与现实妥协，往往蹉跎不遇，备受摧折。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实例？ 　　罗：我虽未亲眼目睹，想必总有这样的实例。两岸学界目前这种计时程功，以量化为准据的学术评鉴制度，即使不刻意压抑天才，这些人恐怕也只能主动束手就范，否则便随时有出局的危险。不过，我倒不以为近代以来备受抨击的八股考试太过抑制人才。其实，传统的诗文格式如八股文、律诗等，其共通的核心旨趣，正不外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亦即要求我们在一定的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这种办法，理想与否，我不敢妄下论断。但是，就像体育竞赛一定要有大家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一样，治学为文也要有固定的章法，才能决定胜负、衡量优劣。而一有规则章法，自然免不了设下若干限制。人才之崭露头角，便是要在特定章法与规则的局限下，犹能别出心裁，有所创获。把人才沦胥全然归罪八股，严格而论，未尽公允。事实上，正反之说都可以找到统计学上的有力依据。我们很容易举出诸多例证，坐实八股埋没人才的罪名；然而，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前后凡数百年，其间却也是人才辈出，美不胜收，像近代史上的曾国藩、蔡元培等人都出身场屋，难道就不是人才？再如16岁就考上举人的梁启超，毕生著述不下数百万言，更是不世出的豪杰之士。可见八股未必就是一般所指埋没人才的祸源厉阶。当然，这其中也有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每逢思想解放的时代，法度宽松、崇尚新意，才智之士自由表现的空间也就比较开阔。不过，长远观察，对于法度的重视，还是比较契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杜甫的诗句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千秋，浩浩茫茫，却依然需要用一扇窗户框起来，否则便不成图景；反过来说，虽尺幅之窗，而千仞之山、四时之雪尽纳其间，可供挥洒的天地，也不可谓不大了。我所说的法度与创新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8/31/p42/      及之按：偶然翻电脑文档的时候，发现flyingpku写的这篇文章——《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2004年9月，最火爆的高校BBS一塌糊涂被强行关站，flyingpku与郭大路以极大的勇气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牵头在北大静园草坪组织了这次本该胎死腹中的五年站聚，参加者有30多名糊涂网友，以及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还有兽性十足的国安特务，以及还算通情理的北大保安。这篇文章是他在站聚后写的感想式回忆。文中提到的bridged，是糊涂的站务，南大小百合思想工作室被关版后，他邀请我加入糊涂，我也当仁不让，以finerain这个id成为下文提到的公民生活版大版主之一，大版之首bambi下文中也有提及。作者flyingpku是我在糊涂03年就认识的老友，04年7月在北京五道口阳光宪道曾多次碰面，郭大路也是那时认识的。 　　 　　       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一） 　     　一个礼拜之前，我真的做梦也不会想到，糊涂这样庞大的一个站的五周年站聚，竟然只会去不多的一些网友，竟然劳动北大出动了几乎所有的保安力量，竟然会场周围的马路都被等距离站立的保安封锁，竟然大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竟然在大伙站立的地方旁边就停着校园巡逻车，最后，竟然会由我和郭大路两个人来主持！我们既不是站务，也进不了那个能知道点什么情况的内部俱乐部，（那个俱乐部里面的很多人脸上都带着高深莫测的表情，如同吃了摇头丸，也许小秘密的效果和摇头丸差不多，但最终俱乐部大佬们只有一个站出来了——我们大话西游的bridged，看来摇头丸究竟无法壮胆），我甚至连版主都不是，（只曾经当过女权主义版的小版主）。但这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和老郭阴差阳错的主持了一把，主持地点是四年多以前曾经第一次踏上，第一次尝到无权者与公权力对抗滋味的静园草坪。 　　       但这次和上一次到底存在很大不同，那时我是他们不敢惹，也惹不起的北大学生；现在我已经毕业，准备出国，远离体制，原有的身份及其带来的保护完全消失。那时我从人堆里冒出，只需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只需和其他发言的人一起平摊责任，这一次我得为所有人的言论和安全负责，得靠自己的勇气为别人撑起言论自由的一点空间！那次我因为自己的一些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的言论而认定我的宿舍电话被窃听，现在我和老郭使用的电话是被不折不扣的严密监听，我们刚刚打算请来的人迅速接到了来自其单位最高领导的威胁。那次我认定自己被某部门监视，而昨天两个黑衣人一路尾随我和郭大陆回到住所，又尾随我们走了颇远的路去吃饭地点并返回，最终在楼下逡巡许久，很晚才离去，（没呆一夜，这说明我们级别还没有达到需要某局派人值夜班的高度）。四年前我第一次体会到亡命之徒爆发时的高潮体验，回来一气呵成写了两篇颇长的文章，很多人为之动容。而这次那种体验没有了，大家夸奖我的时候迟钝漠然，疲于应付，主要的感觉成了疲倦和后怕。我这篇文章写起来也是老牛拉破车一样的感觉，是出于总得向希望了解这事情的大话兄弟姐妹交待点什么才动笔的。但也许这一切沉重的东西也能说明我比起四年前更加向前走了？我的世界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我不知道，我得等我个人的事情安定下来再回头想想这个问题。 　　 　　       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二） 　　       事情的发生大家也都清楚了，某天某站突然没了，悄无声息的倒了，本来就定好的站聚看起来也没人招呼了，我和郭联系公民生活版的老斑竹bambi，得到一串我们不怎么满意的回复，还听说了一批站务们的面对权力的一些表现。郁闷得要命，确切地说是两个人在屋子里暴跳如雷，气得浑身发抖，冲上lqqm，将站务们骂的狗血淋头，而后到大马路上狂走一气，破口大骂到清晨四点。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干脆我们俩招呼一下，站聚照样举行，没人肯主持我们俩赶鸭子上架进行客串。于是发了文章，graygirl帮我们发了不少信，我们自己也临时拟定了一些安排，我自己没做具体事务不多，太累了，前天晚上老郭拼命找我商量他构想的活动安排，让我帮他一起请老师，可是我在校园里闲逛到很晚才回去。 　       开始想请贺卫方，孔庆东，打了电话，一个正好那天中午上飞机去外地，一个在江苏根本没回来，后来想请吴国盛，没打通电话，联系到了焦国标，答应过来。最好还请一个，谁呢？想不出来，graygirl提醒可以联系郑也夫，万岁！请到了，graygirl的这个主意对聚会能够顺利完成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滕彪和我们是好朋友，决定让他也来，打了电话，很爽快地答应了。 　　       很需要一个人来讲讲糊涂站史，这个人当然bridged最为合适，可我给他打电话真得很勉强，按我的了解，bridged老谋深算，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掺乎我们这个破事情呢，更何况以前的事情每次他都更习惯悄悄的做而不是站出来。他为糊涂做的已经够多，任何人无法从道义上要求他做更多。令我吃惊的是 bridged居然及其爽快的一口答应了！他说他一定会去，只是感觉有些疲惫，我太能够体会他的这种疲惫，这么多年来，这种疲惫在我们的心中一点点蔓延开来，把我们的青春一点一点地吞噬殆尽。大话西游前身不死鸟站刚开的时候，我看着那些打印出来整整齐齐的贴在二楼楼梯口的文章，想，这是谁呢？这后面隐藏着怎样的一颗心，一个灵魂呢？离现在总有五年了吧！我上了大话，认识了他，做网友，做朋友，做情敌，同学七年，我毕业了，一种与青春很不相干的表情逐渐的爬上了我们的脸，这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疲惫从皮肤中渗出来了，以后它还会逐渐的腐蚀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失去光泽，不再光滑，变得沟壑纵横。而现在，他居然站出来了！带着折磨我们多年的疲惫，和我合作。唉，怎么写成了我的个人感伤了，这不是大家要看的，让我还是振作精神，回到正轨。   　 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三） 　　      反正就是请了这么几个人，结果没过几个小时滕彪就来了电话，说法大的党委书记给他去电话了，让他不要来，看来他们对这个事情盯得真够紧的。当晚数学系团委书记和负责学工的老师都给我来了电话，有一件事情我不奇怪，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花力气劝我取消聚会，他们太了解我了，他们只是询问我来多少人，什么组成，有多少外校的，等等。并要求我保证不出事。这两位老师原来对我都很客气，人也不错，我向他们反复强调这只是原有站庆的一个正常延续，场面我完全控制得住，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而郭也接到了他原来导师的电话，结果自然他亦不为所动。我们很清楚这些电话是谁要求打来的，我们决定干脆直接给他去电话，向他“汇报” 我们要做的事情，省去中间转来转去的这许多麻烦，可他的所有电话，以及他秘书的电话，一律无人接听。  　 由于过度疲倦，我的记忆力受到一定影响，让我仔细想想还有些什么事情。 　　地质系一个已经毕业的师弟，skytramp,帮了非常大的忙，他请来了一批具有高超组织能力，并且身强力壮的朋友，以前爬过山的，骑过自行车长征的，练过武的全有，目的就是要维持好秩序，防止一切突发事件的发生。加上我们这边本来就认识的几个朋友，确定能够将局势控制住。北航毕业的一个小弟拿过来不少黑纱，但最终我们决定不带去。中文系博士wangxiaosu自制了两个白色条幅，最后也未能打开。 　　这个事情，真正有危险的，只有我和郭两个人，如果不出问题，我们的安全还有保障，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虽然压力很多，奇怪的是准备这些事情的时候，危险种种似乎都忘掉了，反正要进行下去，害怕也没用，要做的只是让它安全过去。为了自保和保护其他网友，我们未雨绸缪的准备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记者朋友在外打拼，甚至出生入死时必带的护身符，我国法律关于检查居民身份证，对公民进行搜查，拘禁的一系列规定和违反此类规定的惩罚措施。另一个是提前联系了两个律师，都是我们的莫逆之交，一个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合伙人，今年北大法硕刚毕业的老夏，老夏一大把年纪，孩子上学了，但面相很嫩，像大一新生，老夏和我们一起进入北大，准备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提供法律方面的援助。 　　 突然接到滕彪的电话，说来不了了，法大大批领导亲自出动，分别守住法大和北大的所有校门，并且直截了当的，去了就考虑你的饭碗。 　　 我和郭都用红笔在T-shirt上写上自己的ID,ytht,以及心形图案。  　　昨天上午各位朋友碰了一下头，认真交待了注意事项，然后分头赶往北大。好在校门还没有封，顺利得进去了。我们提早一点来到静园，不出所料，所有的水龙全部打开浇水。唯一一点还算干的地盘就是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那一块儿。静园旁边站着不少人，带着墨镜，我们亮出T-shirt，直接过去和他们谈，那几位倒也不隐瞒自己的身份，直接说明自己是保卫部的，跟我们也挺客气，让我们体会学校的难处，说自己的工作也不好做，等等，我向他们保证没事儿，让他们别太紧张，我说肯定有人出来干这么个事情，我干比别人干好多了。  　　我们准备了几张纸，上面印着活动的安排，以及要求大家注意的事项。活动的安排已经提前给一些人发了群信，我最受不了的是那个北大数学系96的，现在在法国读书的，成绩很不怎么样留了级还自比伽罗瓦的王八蛋在我们的安排中不署名的添加了一条——晚上可能有烛光晚会，让大家携带蜡烛！他把添加了一条的安排继续转发，后来发回了我们的邮箱。当我意识到这是谁干的时候怒火中烧，在静园草坪上携带蜡烛！那么多植物！哪里来的狗屁烛光晚会！这一条足够断送我！他好好地在法国呆着，可我也想去意大利！要是他在中国，我一定要拉上一帮人把他打个半死！！   　 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四）  　 逐渐有一些人来了，最后静园上凑了三十多人，bridged和郑也夫老师都来了。但这时就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突然来了一个和北大保卫部那几个哥们态度完全两样的人，穿白衬衫，声称自己也是北大的，非常粗暴，围住郭大路，询问他是不是北大学生，郭说是北大毕业生，他就问北大毕业生是不是北大学生，郭回答你自己应该知道北大毕业生是不是北大学生。还有一个人说让郭到保卫部和什么人先谈谈，郭当然不走，说要谈就在这里谈。他们说我们的活动没有报批，不合校规，我们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活动，就是大家在静园这里坐着聊天，聊天还用报批？胡扯！那个人横起来，说就去保卫部谈！少罗嗦！当时郭大路身边已经围了几个这样的人，我看局势不对，立刻冲上去挽住他的胳膊，另外一边挽住另一个同学的胳膊，大叫一声不能走！我们就在这里谈！ tarkovsky也说如果要报批你们可以把东西拿过来现场办公，用不着去别的什么地方。那哥们又冲我过来，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北大毕业生，他说毕业了就不能在这里呆着，我说毕业生也是北大学生。他说北大学生也不行，这是党委决定的，口气冲得不得了，我轻蔑的说我又不是共产党，你们党委的决定干我何事？他可能觉得我这种人闻所未闻，大吼党委的决定你敢不听？！底下的同学一起都看不下去了，跟我一起来哄他！他立刻闭了嘴。 　　 wangxiaosu拿来了写着一塌糊涂，ytht的条幅，在地上一铺开，他们就立即制止，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们收了起来。后来他们又过来跟我纠缠北大毕业生就无权来静园的破事儿，我烦透了，干脆向树上一靠，高声说我是中国公民，我有在静园停留的权利，我将在这里停留下去，直到他们用暴力把我带走。他们一看我要拼命，倒也不再废话。 　　 三点钟到了，郭玉闪那边还在纠缠，我们沟通一下，立即开始。我爬上树，向大家宣布活动开始，这一下大伙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那些哥们也迅速安静下来。   　 关于919站聚的感想和说明（五） 　　我开始主持，我说这个聚会本来就有，我们聚会是因为我们对糊涂有感情，现在糊涂突然蒸发，但我们的感情却没有蒸发，因此聚会当然还要举行。我们在这里聚会合理合法，刚才保卫部的同志说不合校规，需要审批，我说我在北大七年，每年中秋等节日经常全班到静园草坪聚会，没有审批一次，照这么说全部违规，可保卫部没有管过一次，照这么说他们全都渎职，我校保卫部工作一向认真负责，绝对不可能渎职，这说明静园草坪聚会就是不用审批，我们今天的也不用审批，肯定不违校规。 　　开始由段练发言讲糊涂站史，介绍了若干糊涂关站的情况，要求大家体谅站务甚至学校，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将北大精神继续传承。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段炼在这种场合作公开发言，他很平静，声调不高甚至有点低沉，中间的那种感觉用什么语言描述我说不清楚，反正他发言不长，但我几次感到鼻子发酸。 　　然后是郑也夫老师发言。他们发言前我们强调了蜡烛不能拿的事情。并且再一次指出我们的活动的合法性。郑也夫老师的发言看似与糊涂无关，讲了他对撞了白撞这种交通法规的观点，但言语中该表达的都表达到了。郑也夫老师是郭大路花大力气请来了，他开始说不愿意来是因为他自己从来不上网，也不知道糊涂，感觉自己和这事情没什么关系，也跟我们讲到这两年觉得事情无法改变而逐渐变得犬儒。但最终他来了，给了很大的支持。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6/20/p41/ 记念刘和珍君〔1〕 —————————————————————————— —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 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 “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 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 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 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 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 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 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 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 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6/03/p40/ 介绍文革中被红卫兵第一个打死的女教师卞仲耘的，值得一看，导演是胡杰，他还拍过《寻找林昭的灵魂》，相信大家都知道。 地址：http://xxxking.oursm.free.fr/dl/wssq.rmvb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5/24/p39/ 　　2007年5月8日11:10:13(京港台时间)–多维新闻网——　　余英时与中国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座谈录　　北明整理／中国的 文化传承还有没有希望？刚刚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Kluge）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说：道德、精神、价值，病到某种程度，总有某种生 机出来，要把它恢复正常。但是外面现在有个东西老破坏你的身体健康，整个社会体制的更改才是精神正常的契机　　—————————————–　　　 　刚刚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卢格（Kluge）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前不久与部分海外流亡知识人聚首，畅谈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多年 以来，余英时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中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得力支持者。这次会谈，是“liusi”之后，中国海外流亡知识人首次汇聚一堂，借庆贺余英时 获奖之际，听这位亦师亦友的史学家畅谈他获奖的感受、介绍他继绝存亡之思想学术生涯的起点，同他交换在美国治中国史学的经验，发表对中国学界风气和学术标 准的看法，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断代的根源，畅谈49年以来中国当代社会道德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弱势群体仇恨心理，展望未来中国社会前景。参加这次小型私人会 谈的还有一两位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关心中国事务的学者和美国汉学家。这次座谈经北明整理成文，获余英时先生首肯并校对修正。　　座谈时间：2007年1月6号　　座谈地点：美国普林斯顿　　　　参加人：（按发言先后顺序）余英时、北明、陈奎德、张伯笠、邵新明、苏炜、林培瑞(PerryLink)、胡平、温克坚、郑义、阮若英、苏绍智　　　　(北明根据录音整理、编辑，业经余英时教授校对。本文大小标题为北明所加）　　获奖感怀　　　 　余英时：大家为了这件事情从这麽远的地方来，给我祝贺，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同时我也觉得不敢当。从个人来讲，得奖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本身也 给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如果没有这个奖，我还自由一点；有了这个奖，好像多了一层束缚了。现在看到人家写我的东西很多很多，我说糟糕了，从前都是我写人家， 比如写方以智，现在自己变成被写的对象。（笑）这不是很好的滋味。余英时教授对海外流亡知识人、大陆和海外关心中国事务的学者和美国汉学家，畅谈获得克卢 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的感受。（北明提供）　　我并不是矫情，说这个奖不重要，我是说这个奖有个象徴意义。这里有承认中国文化的意义，肯定中国的文字，中 国的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比我个人得奖重要的多。我（得奖）是偶然的。而且也并不是我该得这个奖，该得奖得人很多。至於提名到得奖的过程，我真的还 完全不知道。很早以前我听说有人提过我的名，你（指林培瑞）告诉我的。还是两年以前吧，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认为根本没这个事了。我完全 没想到我还会得奖。上次，十月中，我在普林斯顿演讲前几分钟，WillardPeterson告诉我说“国会图书馆的馆长JamesBillington 找你”，很急。我说，找我什麽事？我以为他要找我去华盛顿谈一谈中国的问题，因为他给我写信谈过的。所以这个奖是意外。我认为得奖，对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 荣誉，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获一个奖我就真的是学问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还是我，还是老样子。但是这个奖能够给大家、朋友，至少对我好的朋友一点高兴， 我也觉得安慰。当然也有人很讨厌这个事情。这个我也知道。因为得奖总有两方面。一方面你喜欢的人跟你一块高兴，你不喜欢的人就可能生气。我觉得让不喜欢的 人生气，让喜欢我的人高兴，这就是我的贡献啦。（众笑）这是我唯一的对得这个奖的看法。　　价值的选择与坚守　　　　所以我想，你们称许 我的那些话，你们自己也都做到了。我认为基本上是价值问题。并不是我有什麽特别高尚人格，我也没有要努力让自己成圣成贤，我没有这个观点。所以我从来不承 认我是儒家。我觉得每个人只对自己负责。但是有一点我跟你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我们选择我们的价值，选择价值以后我们就真正相信这个价值，保卫这个价值。如 此而已。我所做的，你们也都做了。不过我们在位置上不同。我好像在学社更多的起一点作用，那是因为学校找了我做这件事情。Perry（培瑞）为普林斯顿中 国学社做的，并不比我少，可能还比我多。MartinCollcutt教授以系主任兼管学社工作，贡献更多。所以，我不能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个功不是我 的。而且这要感谢过去的JohnElliot。他要不捐这一百万，不可能成 立学社。我在台北，我太太打电话说学校要找你，JohnElliot捐一百万块钱要找人，要救年轻人。所以这完全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什麽特殊的努 力。郑义祝贺余英时获得克卢格人文学术终生成就奖。　　至於对CPC的态度，我想你们大家态度跟我一样。你们从大陆出来的，要是“liusi”时 就跟着它一块走，今天你们也许都是红人了。不过我想我们做人，总要选择一个价值。我写方以智的时候（方以智，1611年－1671年，明清之际思想家、科 学家。余英时先生名着《方以智晚节考》一书初版於1972年。多年来作者不断补充考证及修订??多维编者），恰好遇到一个大变局。那时，CPC刚刚进了联 合国，那是1971年。对台湾来的留学生而言，好像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一样。他们一夜之间便认同了CPC。所以我引黄宗羲论张苍水之死，感慨“形势”一 变，“人心”便跟着变了。这也是所谓“形势比人强”。CPC的极权统治比国民党的专制要利害得多，何以鄙弃一个“无道”政权，却拥抱一个更“无道”的暴政 呢？“liusi”至今18年了，又见到历史重演。1989年时全世界人心都向着天安门民主运动，但今天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为CPC喝彩了，因为CPC用 权力的一小部分交换了市场经济，有钱可赚，人心又跟着变了。可是我想，总要有少数人，能够把人的价值维持住。这个人数不可能多的。多数人一定是一面倒的。 哪里有势、哪里有钱，哪里就会兴旺。我想，在价值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向CPC“党天下”的系统妥协，这可以说是“反gong”，但“反”的是摧毁人的价值 的一套体制，不是反所有CPC人，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觉醒了的个人。更谈不上“反华”。培瑞说到CPC诬他“反华”，这是利用名词混淆（视听）。党、政府、 国家三者都不同，CPC以暴力征服了中国，组成了政府，然而并不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恰恰相反。所以说我们“反gong”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 “反gong”正是因为爱护中国。我有些朋友写文章，也都提到我“太反gong了”。这个“太反gong”并不是一句恭维的话呀。这就是说，我太不识时务。我想，不识时务的 人总要有。也不在多。能够有少数就行。你们大家各个都跟我一样，并不是我有什麽特别。我们都有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关於CPC，根本没有什麽别的问题，是个 价值的问题。我没办法接受他那一套价值、想法。　　　　我最近看了吴宓的日记续篇，非常受感动。他在日记中一再说，“我是身降心不降”。他被打成 那个样子，从头到尾他维护中国文化。我本来并不赞成吴宓那一套想法的，他是过分的保守，可是那个精神是真的。只要是真的信仰，哪怕信仰的内容是你不同意 的，你都要尊敬。这就是我说的，如果今天还有人真的相信马克思、真的相信斯大林，把命都拼上去，我还尊敬你。我不同意你，我反对你，但是我还是尊敬你。如 果你根本是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也不要庆祝我，我们互相庆祝。我们还能够有共同的价值，我们还能共同守在这儿。也不 是特别困难，和古人的困难那是不能比的。象方以智那样的，把命都送掉了。顾颉刚也罢，吴宓也罢，他们那个罪受那麽大，还是承担下来了。比起来我们算是很好 的了。你们在“liusi”也就是一段时期困难，后来还不是过来了？跟古人最艰苦的比，我们受的难不算什麽。所以我想我们大家就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 支援。这样我们中国学社表面存在不存在、组织上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精神上存在就行。精神上存在，这个学社就存在。　　新亚书院　　　 　余英时：关於新亚书院，我倒是愿意讲一讲。钱穆先生怎麽到了新亚的呢？他本来在广东华侨书院教书，广州不稳，就搬到香港去。那时候，国民党籍的学者张其 昀、崔书琴等人想在香港办一个书院，叫“ 亚洲文商书院”。钱先生最早是在亚洲文商书院。他们用钱先生的名字在香港教育局登记，作为院长。钱最初不知道，到了香港以后，已不能改变了。钱只好接受了 这一任务。但张和崔等不久都去了台北，钱只好一人苦撑。然后请唐君毅、张丕介两先生参加。这是新亚书院的开始。他们没有钱，最初是借一家中学的教师办夜 校，晚上就在那睡，早上就得赶快起来，打铺盖起来，因为中学的学生要来上课了。多维月刊2007年5月号（总第26期）封面。（多维社）　　一年后，有一 个上海商人捐赠了几万块港币，他就租了两层楼房??就是后来九龙桂林街的房子，最早我上学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最普通的住房了。“亚洲文商书院”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5/15/p38/     又是长假。出门满眼的人就堆到面前，想找个清净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无他，去书店吧。     本想坐车，一看那万人如海的架势就令人生畏，径直从新街口走到了广州路。走进新时空书场先愣了一下：没走错吧？怎么成了悦读书坊？上去一问，原来年初的时候新时空书场已经不做了，这里由悦读书坊接手经营，换的真快。无论如何，读书的氛围很浓，这就够了。好久没来啦！     上次逃回南京是去年十月，又是半年过去了，新书出的已经目不暇接：原来基本上三天来一次，所有的新书基本能够“眼到”，今日则无颜以对。不过还好，扫过一遍还是看到很多好书，《伶人往事》就是其中一本。作者章怡和已是尽人皆知的作家，她的成名作《往事并不如烟》是我04年最喜欢的书之一，书中伤亡悼逝的遗民心态和简洁干净的行文风格都甚获我心。去年新出的这本继承了作者的一贯风格，只所写由政治人物转向舞台“戏子”，不过字里行间仍透出对文化衰落、艺术消亡的哀伤之情，凭吊和伤怀之气溢出纸面。我喜欢这种感觉。     大概自己也是对传统有深切怀念之人吧。  下面是章书序言，共飨。   我在剧团被管制多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从剧团开始，可算得尝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艺人始终是吸引我的，这吸引力还很强烈：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读了小说《青衣》，也想去学着写个中篇。连题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过去看戏是享受，是欢乐。而这些自以为享受过的欢乐，现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费，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 一方面是艺术消亡。当然，我们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归。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 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京剧、昆曲，我以为自上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是越来越迷失了方向。数千年积淀而成、且从未受到根本性质疑的中国文 明，在后五十年的持续批判与否定中日趋毁损。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 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如此悲绝？或许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后果。这也间接解释何以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他们在民主维新的风潮之后，看到一片庞大的文化、精神废墟。‘凭吊’成为时代的氛围。”如此看来，京剧《梅兰芳》的演出也许是成功的，倒是个人的观剧心理出了问题。     文化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早已不堪闻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谁都难以成为独立苍茫的梅兰芳。从老宅、年画到京 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扬似乎都是一种憧憬或空谈。东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补，而某些方面则完全是对立、冲突。几个回合下 来，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现代性之两 难的生动显现。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国舞台真的成了“《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当然，继承传统文化的难题也非中国所独有。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 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这书是记录性的，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知道的，就写；知道多点，就多写点。即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书中的叙述与诠释，一方面是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触材料使然。某种程度的偏见是有的。我喜欢偏见，以抗拒“认同”，可怕的“认同”。     书名就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这书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艺人旧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     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5/05/p37/ 五一，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 首先，4月9号出来的越狱大结局要尽快看。其次，要抓紧看米氏的《货币金融学》。第三，找点电影看。 无意间想起了去年看过的《海上钢琴师》，其导演托纳托雷的执导风格我很喜欢，接着又看了托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激动的不得了，并非由于片中的暴露镜头，而是托纳托雷可以非常准确的把握住普通人心中一闪而过却又印象深刻的感受，一个14，5岁的少年，爱上一个性感美丽的有夫之妇，多么不可思议却又多么真实可信！人性中最初的冲动和最深处的善与恶都栩栩如生活色生香，中国导演，似乎欠缺这种执导能力吧？ 今天翻出旧作，写的是《海上钢琴师》，本意藏拙为幸，可还是按捺不住激动，贴出来吧。   周三凌晨一点    05，12，28 晚上在家看了《海上钢琴师》，一部现代生活的寓言，讲述一个出生在船上而被遗弃的白人，在黑人的养育下成长，经过船上上流社会音乐舞会的陶冶，最终成为天才钢琴师，充满了对音乐与人生的感悟，一生不愿意下船，最后带着他对纯粹完美世界追求的梦想，与船本身一起毁灭。 整部片 子充满了反抗的意味，譬如“遗弃”的反讽，“白人”的反讽，现代都市生活的反讽，远航和登陆的反讽。当钢琴师站在舷梯上的那刻，他看到的都市并非我们眼中 的那般灯红酒绿，那般绚烂多彩，而是像一座中世纪被上帝遗忘许久荒芜破败的城堡，了无生气，没有尽头。这里的象征意味颇为浓郁，甜美而动人的姑娘，喧嚣而 杂闹的人群，盛气凌人的傲慢，唯利是图的商贩，与这座“死城”相得益彰，奇幻多姿。钢琴师终究没有走下船，即便是为了心爱的姑娘也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这里主人公的具体抉择并不值得太过深究，令人难忘的是两难中的取舍，原则、理想与欲望、爱情的赛跑，前者赢了最关键的一局，这对我们来说或许显得太过残 忍，然而却对主人公十分重要：这暗示着是否要在没有尽头的“死城”中沉沦的重大命题。海上生活漂浮无定，随波逐流，但却始终有自己的航向，陆上的生活虽然 脚踏实地，却更显虚空，被各种欲望引导的生活早已支离破碎，不得不在各个“十字路口”作出抉择，迷失方向也迷失自己，远不及海上漂泊的纯粹和永恒。这座在 钢琴师出生以前就漂在海上的巨轮，在世人忙于欧战的年代仍飘摇海外，似乎成为失乐园中唯一未被染指的诺亚方舟，满载着伊甸园中的纯粹和静谧，要再一次颠覆 那个已混乱不堪的人类社会。滔天的洪水（大海）、孤独的方舟（巨轮）上一次冲尽了初民社会的虚惘暴虐，这一次将洗涤什么？上一次有诺亚在舟中存活以统续人 类血脉，这一次我们将靠谁？ 当废弃的巨轮即将被引爆之际，钢琴师灵奇的双手在空中又一次奏响了优美的旋律，从容、仁慈又淡定、沉静。牧歌似的旋律中钢琴师和他的理想国一起灰飞烟灭，但他没有死，他已化作那支绿色的橄榄，等待着不久就要到来的信鸽。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5/02/p36/ 不是么 相爱的时候，都是想给对方幸福，到最后，只想让自己幸福。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30/p35/     星期天，难得的休息。     不知何时起，很喜欢细雨蒙蒙的天气，慢条斯理中透出一种淡然安然的浪漫，天气是否真的能从本质上影响人的心情呢？不管怎样，我喜欢雨天，喜欢浪漫的雨天。不必为工作奔命，不必看别人脸色，不用担心一切的身外之物，只需用心体会自然的幽静和谐就“绝地天通”了。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我亦厕身其列，难得有心情有机会专门用来享受了。得于此而失于彼，人生之事再所难免，用心做好当下的事吧。     又是一个雨天，一个幽静安详的雨天。     原本早已忘却的记忆在这样的雨天中幽幽归来。应该是2003年的10月份，和second一起去合肥的中科大，到合肥时就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游逛在科大的校园，没有纷争，没有忧虑，两个人维持着一定距离，闲散的走着，聊着，似乎这就是一切的一切。从科大回到南京后，发生了很多很多，世事变换常出乎我们最初的预料。那趟不经意的合肥之旅，无意中成为日后尚觉温暖的回忆。不说也罢吧。     都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而我只能陪你一程。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29/p34/ 偶然间想起大三时写的学年论文，就贴在下面吧。虽然是在高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但文中的疏忽和责任自然由我完全承担。                       革命的记忆与记忆的革命                              ——从雨花台烈士陵园看如何建构民族记忆                   （南京大学历史系   210093  南京）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建设初衷、具体布局、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从中梳理出陵园背后的深层文本，最后通过考察观众的留言以及受到的影响，说明烈士陵园是如何建构民族记忆的。 关键词：革命    民族解放     记忆   建构   一、        绪论 如果说史实是客观的，史书是带有主观色彩的，那么记忆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记忆既不同于史书记载，更不同于史实，它是通过持续重复的暗示和回应在人们脑中完成的关于过去历史的一幅图景。除非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一般大众的历史记忆，无论从内容到方式都会受到社会倾向的强烈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夹杂在记忆中的感情因素，也会在不断的暗示作用下，逐渐影响到个人。 个人的记忆通常是与其自身的经历、兴趣、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但如果经过有意识的引导，则个人记忆可以表现出很大的“同质性”，而大规模的“同质性”记忆，往往成为群体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一旦千千万万的个人对特定历史的记忆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同质性，则这种记忆就上升为一个民族的民族记忆。   二、        雨花台的建设初衷和具体布局   1988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1996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国家教委等六部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7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96年，南京市政府批准《雨花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将雨花台风景区定位于“一个主旋律，两个功能”，即爱国主义主旋律和教育、游览功能。     雨花台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1公里处，由东、中、西三岗组成。东岗即今雨花台名胜古迹区，因东晋豫章太守梅赜曾屯兵于此，故又称梅岗；中岗称凤台岗，即雨花台主峰，为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区；西岗为菊花台，又名石子岗。相传南朝梁高僧云光法师曾在此处讲经说法，感动上苍，竟落花如雨，雨花台因之而得名。 在1927—1937国共对峙的十年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批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被国民党在这里杀害，建国后，南京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12日做出了兴建雨花台烈士陵的决议：[①]     南京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修建烈士陵决议     国民党匪帮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南京的22年中，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屠杀了无数中华人民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其中雨花台尤为众所周知先烈慷慨就义场所。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为追念先烈不朽业绩，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因此本届会议决议在雨花台修建烈士陵园。     …… 1950年1月24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柯庆施批准了“组建南京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同年6月29日，正式成立了“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筹备委员会”，8月，在筹委会的领导下，又分别成立了“南京市兴建雨花台烈士陵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和“筹委会设计委员会”两个办事机构，筹委会设计委员会负责对陵园总体规划和设计。同时，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登载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烈士资料的启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绿化，现今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共占地153.7万平方米，形成了以纪念碑、纪念馆为中心轴线的纪念建筑群。 北殉难处位于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北部，是1927—1937年国民党集中杀害共产党人的地方。1979年，在这里首先建立了北殉难处烈士就义大型雕塑，由上海、广州、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的雕塑工作者共同创作，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亲临指导。雕塑高10.3米，宽14.2米，厚5.5米，由大小179块花岗岩石拼装而成，总重量1300多吨。雕塑造型庄严凝重，刚毅不屈，再现了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 纪念碑位于中轴线北端，1986年破土动工，1989年落成，由齐康设计规划。全碑分为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高42.3米，寓意南京解放纪念日（4月23日）。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背面为江苏省暨南京市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其辞曰：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英勇斗争，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的东西两侧的碑廊，有180块黑色花岗岩碑刻，总长144米。东碑廊镌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西碑廊镌刻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三篇著作共47043字，有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欧阳中石、刘炳森、萧娴、费新我、武中奇、尉天池等36人书写。 纪念馆是一座两层仿古建筑，由杨廷宝[②]设计，1984年4月动工，1988年7月1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全馆面积5900平方米，中堡高26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49米，重檐翘角，气势宏大。除了花岗岩墙面，白色大理石窗框，正门上还有邓小平题写的馆名以及花岗岩雕凿的“日月同辉”图案。馆内分为10个展厅，共2000平方米，陈列着127位烈士的遗著、信件、服饰、以及日常用品等革命文物620余件，历史照片450余幅。这些烈士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国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许包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施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洪灵菲、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刘少奇夫人何宝珍等。 此外，在纪念馆与纪念碑之间有倒影水池、“缅怀”纪念雕像、纪念桥等建筑。倒影水池南北两端的照壁上用汉、蒙、藏、维、壮五种文字镌刻着《国际歌》与《国歌》。水池南端广场的东西两侧竖立着“缅怀”雕像，左边是“战士”，右边是“母亲”，每尊雕像高5.5米。广场南面是跨越雨花湖的纪念桥，桥长103米，宽12米，桥两侧有1米宽卧式花岗岩坡面栏杆，镶嵌有24只直径1.02米花岗岩雕刻的花圈。 纪念馆南面山坡上有座花岗岩砌成的忠魂亭，亦由齐康先生设计，1996年7月1日落成。此工程由忠魂亭和忠魂广场组成，亭高8.3米，宽5.8米，忠魂广场建有“思源曲”水池和“忠魂颂”浮雕。   三、        建筑的风格与理念 如前所述，个人的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倾向的强烈影响，而记忆的方式和内容又常常被社会所决定。烈士陵园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则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回忆方式以及与具体内容相联系的感情倾向和价值判断，因此，梳理一下建筑的风格和设计理念就有相当必要了。 从陵园北部的群体雕塑到纪念碑、纪念馆、碑文、碑廊铭文以及广场建筑，笔者认为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宏大主题的叙事方式和建筑的象征风格。如碑文所载，这里纪念的先烈，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优秀儿女”，他们的事迹谱写了“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和精神动力。宏大叙事的特点是简洁明了，但却对历史的多重面像有所遮蔽，近代中国的确面临着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两大主题，而在宏大叙事模式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主义信仰、执政理念而分庭抗礼的历史事实则极易被忽略。此外，陵园内建筑的象征意义也颇值玩味。除了北部的群雕象征着无数英勇就义的烈士而外，忠魂广场的两侧还有“战士”和“母亲”的雕像，一方面说明革命群众踊跃的将儿女送入革命军队，革命军队与革命群众是“鱼儿离不开水”；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了当年的浴血奋战与现今的新中国的“母子关系”。如果说这还是比较隐晦的，那么“忠魂亭”、“思源曲”就通俗易懂多了。饶有趣味的事，在雨花台扩建的过程中，为有明一代忠于前君，不肯替朱棣草诏篡位而终被车裂的方孝孺重修墓地，以彰其“爱国情怀”，但“忠君”与“爱国”似乎难以画上等号，而即就是臣民时代的爱国与公民时代的爱国也有质的不同，此举何谓也？ 二、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化与脸谱化。如上文所述，在宏大叙事模式的支配下，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单一性和平面性。拿北部就义的群体雕像而言，无论男女，表情、体态都如出一辙，刚毅、坚定、无我与献身几乎成为所有雕像的共同主题。不仅此处如此，其他革命纪念馆亦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不计个人得失，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这说明在宏大叙事模式中，个人的主体性让位于革命的主体性，个人存在的价值让位于革命的价值，并且革命具有最高的价值。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颗“螺丝钉”，被安排在革命需要的地方，为一个共同的信仰而奋斗。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雕像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个人，而是从千万牺牲就义的烈士中抽象出来的“革命先烈”。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只需要一个版本，其他的如法炮制即可；人物形象的表情也只需要一个脸谱，因为其角色早已在革命的叙事中预先设置好了。 三、以共产主义为旗帜、民族解放为内容的设计理念。无论是从纪念碑碑文还是从碑廊铭文中，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身影。其实，民族解放始终是与建立独立国家相联系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合价值。因此，在陵园的设计理念中，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就编织成了一条鲜明的主线。除碑文以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倒影水池照壁上镌刻着的《国际歌》与《国歌》。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究竟不同，是追求普天之下莫非共产的大同世界还是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是以宗教般的主义信仰为外交活动的唯一准则，还是以世俗的国家利益为圭臬？此间有价值分裂焉，为一般观众所不察。至于用五种文字镌刻则是对其他民族的记忆进行同样建构，以达到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政治权威的肯定。                          四、观众的反应 记忆的建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陵园的设计与建造即便再苦心孤诣，也只是完成记忆建构的第一步——暗示，它必须通过影响观众的思想意识才能最终完成，而作为记录观众反应的留言簿，则真实再现了观众参观后思想意识的原生态面貌。 从留言簿的记录来看，参观者多为大、中、小学的学生，工人、职员、军人、教师以及烈士后人，现将2001年7、8两月以及2002年1、3两月留言簿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摘录如下：[③]     一、人的一生也许会有很多人和事让你为之感动，而能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却不会很多，今天的学习，无疑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促使我努力学习，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贡献终生！                                   武汉     汪××              01年7月   二、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广州     邓×                01年7月   三、牢记国耻、振我中华。                               武汉     周×、周××        01年7月   四、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建设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湖北中医学院     蒋××      01年7月   五、面对历史，我们更应有一份思索，多一份责任，作为军人，我们更应珍惜与护卫这一切。                               敦煌      许×               01年7月   六、共产党是太阳，我们要跟着太阳走。                               李×                         01年8月   七、我才知道中国（国）民党以前太残忍了，永远记住血的教训，为和平祈祷，告为（慰）英烈。                                宝鸡某子校     白×         01年8月   八、将来一定要带我们的孩子来这里。                                 周××                     02年3月   九、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永远记住烈士们的事迹，继往开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身！                                南农大某学院    霍××      02年3月   十、今天的江山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后人要好好珍惜！                       73岁，曾参加解放南京     薛××      02年3月   十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彻底的揭移（露）了当时国民党的暴行，如果当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杀光那些侵略者。                                 王康中学        杨×       02年3月   十二、深受教育，这才发现，自己的思想是如此渺小，提高觉悟吧！                                  俞××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26/p33/ 从普通员工晋升为区域主管，从被总经理面试到给别人面试，我用了22天。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25/p32/    很偶然的一个事件，几乎改变了我今年整个的学习和生活，或许还有以后的生活。    二月底，当老婆和我都在西安的时候，很偶然的和一个南大的朋友在QQ上聊天，因为知道他也是今年最后一次旧G考试，所以多聊了两句，本想凭自己前后50多遍红宝的基础和04年作文的准备经验，在考前三个月突击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2月初旧G考试的报名已经结束了。悻然之后还真不知该惋惜还是该庆幸，或许兼而有之吧。    接下来才开始认真的考虑就业问题，此前有过刻意的回避，我总觉得自己就应该呆在大学里面，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闷头读书、闷头教书，管他世事纷乱与我何干。 然而命运多舛，或许也是意志不坚吧，我没能继续（很可能是暂时）我的理想。阴差阳错的进了证券公司，又阴差阳错的赶上了个十年不遇的大牛市，谁说不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学历史的作证券，这真是个疯狂的年代。大学四年我基本是在读书生活中度过的 ，这点还是可以小小炫耀一下的，从书目资料看，我的各类藏书总共463本，精读过的将近200本，花费约1w块大洋。在这463本藏书中，与经济有关的不超过5本，其中一本近似儿童读物，是我买书读书历史中为数不多的败笔。其他的像凯恩斯的《通论》，读来实在费劲，也就束之高阁了。我是在去应聘的前一天买了一些货币金融学方面的书，准备好好啃啃，说不定会对找工作有点用。于是买了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的第六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下）、《经济学原理学习指南》四本书，不想，还真用上了。大师不愧是大师，米氏的书让我在三天之内看了100多页，如果不计算我还说的过去的自学能力，米氏高屋建瓴、诱掖后学的能力还是很令人感叹的，这本也是出了名的名著，我就不多废话了。曼昆的更不用说了（又是句废话）。    四月四号到今天，本月的任务早已完成。我并不是新员工中业绩最好的，但自认为是最好学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于是我什么都问。不懂就问，要么就自己看书，总之一个问题让我碰到，非要彻底搞明白不可。其实说句实话，在工作流程上我是新手，比我熟悉比我精通的人大有人在；在专业知识上我也是新手，不过比我懂的多的而且自己确实明白的，凤毛麟角。非常感谢我们小组的小华姐，我认为她是我们公司为数不多的专业知识十分过硬的老员工，她给了我很多业务和专业知识上的指导，虽然有的时候是在我的逼迫之下，哈哈。除此之外，小华姐还不知道的，我就只能查书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下面说说最近的经历吧，有得意的，也有失意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关键要有好的心态。    先说得意的，前不久在总经理的提点下，由我和一位区域经理去做一位大户的公关工作，买了好大一束百合花，包装的非常漂亮，香气十足，送到她办公室后略微寒暄就离开了。当时只知道是大户，具体能打多少钱来我是不知道的。第二天中午，我回公司时刚好碰到她来，全部后台人员几乎都围绕她转，帮她签好协议文本后，我和区域经理陪她去中行办银证转帐关系，然后才看到她的资金量：1000w的本票与2000w的额外转帐。惊了。    失意的就不说了，那个叫丢人哪。    总之告诫大家一句话，做事情要动脑子、放下架子还要有任性，不要轻言放弃。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24/p31/ 学了很多东西；要加倍努力。 周围的人都是老手，自己初来乍到，业务完全白痴，要积极学习业务，拓展业务，超越自我。 加油加油加油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04/p30/ 妈的。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4/03/p29/     如果说易中天继承了中国的评书传统而讲课生动，那么于丹就是一十足的骗子。     这就是我前几天翻于丹《论语心得》的心得。易中天的书是去年翻得，大概是品三国，没任何学术价值，不过确实写的生动易懂，他本人一套中山装也像极了“说书人”，火起来也情有可原。于丹就不同了，她有什么？怎么能火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于丹是靠讲《论语》才火起来的。而从五四诸子开始，《论语》已被当作糟粕了，这种激烈反传统的“传统”也快一百年了，今天却又再度红火起来，到底是我们慧眼如炬，还是前贤鲁莽灭裂？     如果说于丹的火是由于我们对传统的深切怀念，那么，于丹的大红大火则说明我们对传统的一无所知。这似乎是个悖论，然而却可悲的存在着。任何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真实了解的人，都会愤怒于于丹所讲的传统，然而谢天谢地，她所讲的“传统”却从未真实的存在过。其实，说她是骗子真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书名极其谦逊，无甚高论，不过心得而已，怎谈的上欺骗二字？这么说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也就一些而已。于老师先是《论语》，再是《庄子》，或许当时还有过谦虚、半推半就，但仍然好意难却，照单全收了。照此下去，所有典籍是否都需要于老师“心得”一番才有“新意”？传播传统文化是好的，传播流行文化是不坏的，而传播什么都不是的“心得”则是毫无道理的。每当夜阑人静，青灯黄卷，于老师读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时，不知是否会会心一笑呢。     去圣已远，宝变为石。     我服了。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3/26/p28/     8号到南京，开始找房子，经过一周的忙碌，终于找到了价格与地段都比较合适的住所。14号搬家，上上下下13层楼，足足累了一天。     接下来就是工作的事，简历已经用相片纸打好，效果很好。大概12号左右去面试了一家公司，并不很中意，拒了。再等等吧。网络终于接好，我现在已可以坐在床上轻松的敲键盘了，幸福中……     这些天基本上是游手不闲，搞的自己很累还没什么收获。好在买了一本书，John Crowe Ransom的《新批评》，抽时间读了一些，对新批评还是很喜欢的。等工作定下来好好读读书。     不过到南京的这些天看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片子，林文龙、林峰主演的《布衣神相》，很喜欢。白道、黑道的宏大叙事，白不白、黑不黑、非白非黑的辨证法，还有那与名教分庭抗礼的儿女情长，几度玩味，欲罢不能。武侠片似乎总少不了关于正义的辨证、情感的论述，此片亦老生常谈不能免俗，好在搞出一个懂得星相术数的李布衣，不过算来算去还是不脱“知命不认命”的人生训诫。着实让人叫好的，其实是对李布衣性格的刻画，这样一个侠骨柔情、无欲无求的彬彬君子实在叫人喜欢，相信很多女生心中很想猎到这样一位如意郎君吧。或许也不，更喜欢《越狱》里的Scofield？Wentworth Miller可是世界级的大帅哥，电死一批女生和一大批Gay是毫无疑问的（鄙人绝缘，幸免于难），Miller的演技主要由眼神完成，还算过得去，出彩的地方仍然在于Scofield本身的人物形象，内敛、智慧、执着、善解人意，诸如此类，等等等等。Miller的帅气则是锦上添花，生动的造就了Scofield本身。和《布衣神相》相比，《越狱》在剧情的安排上更为紧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一旦看上就难以搁置，常常看到深夜才关机睡觉。谁让老外更会写故事呢？中国的编剧们，学着点吧。《越狱》光凭智慧帅哥和紧凑剧情就能有如此的号召力？或许，但不尽然。《越狱》的故事情节仍然深深的围绕着正义的论述。监狱本代表着正义对非正义的审判和制裁，可一旦非正义的势力凌驾于正义之上，监狱和审判或许还有程序，就沦为权谋的手段和兵不血刃的“赤沙掌”，一时间乾坤颠倒、公道无存，无辜之人身陷囹圄无依无助，什么三权分立，什么程序正义，都见鬼去吧。现代文明的司法制度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迫于制度、迫于能力抑或是迫于自身的恐惧，大部分人无力也无法自救，就在这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Scofield出场了，一幕幕连台好戏随之上演，不信？快去买片吧。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3/17/p27/ 昨天初中同学聚会，来了6个人，还是蛮亲切的，有些人7年没有见到了，最少的也有4年没见。 一起聊天，打牌，吃饭，结束后又去唱歌，满哈皮的。 席间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考公务员，和我爹地沆瀣一气； 席间他们一致认为，我大学四年肯定在学生会混，我告诉他们我是被提上去的，直接做常副，自己并没有参选； 席间他们一致认为，我唱歌不错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2/17/p26/     并非都是我的错，希望他能开心点。他说了很重的话，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2/15/p25/ 今日看高氏《周易大傳今注》一書，忽然想起任公用于記憶八卦卦形及名稱的三字訣，筆之如下： 乾三連，坤六斷       震仰盂，艮覆碗       離中虛，坎中滿       兌上缺，巽下斷……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2/12/p24/     去年8月即在孔夫子旧书网（www.kongfz.com）注册，虽已相中数本好书，终因彼时囊中羞涩而作罢，悔何如之。近日夫人东来，常伴左右，心中更无牵念，惟旧书网之旧书数月来念兹在兹，耿耿于怀。遂数发订单，一一购置。未几，书至案头。特写如下：     《荀子简释》，梁启雄，1983     《周易大传今注》，高亨，1979     《仪礼正义》，胡培翚，1933（民初万有文库版）   另附尊师开列的书单一份 一、 古籍《尚书今古文注疏》孙星衍《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诗经通释》林义光 《论语集注》朱熹《孟子集注》朱熹《荀子简释》梁启雄《周易古经今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高亨《礼记集解》孙希旦《周礼正义》孙诒让《仪礼正义》胡培翚《墨子间诂》孙诒让 《老子今注今译》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管子集校》郭沫若《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淮南子集解》刘文典 《商君书注释》高亨《韩非子集释》陈奇猷 《公孙龙子集解》陈柱《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论著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六册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及二集张光直《美术、祭祀与神话》许绰云《西周史》许绰云《求古篇》童书业《春秋史》杨宽《战国史》杨宽《古史新探》李亚农《西周与东周》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金景芳《古史论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下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先秦部分）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下郭沫若《十批判书》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二卷）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日著台译）许绰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童书业《先秦七子研究》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庞朴《沉思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2/08/p23/ 助学企划书 尊敬的***先生： 您好！ 我们是南京大学第四届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11名志愿者，于2006年8月至2007年7月在陕西省华阴市志愿服务。我们在工作之余走访了当地数个贫困村和中小学，实地考察了学校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家庭状况，深感应当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在困难条件下仍不懈奋斗的孩子走出学习中的困境。为此，我们实地采访、拍摄，自发组织了这次助学捐助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获得了多个政府机关的大力支持，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多家新闻媒体愿为我们的活动进行跟踪报道。他们是： 政府机关：共青团中央、陕西省团省委、江苏省团省委 陕西省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华阴市委、市政府 新闻媒体：江苏省电视台、江苏教育台、陕西省电视台、渭南电视台、华阴电视台 扬子晚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现代快报、渭南日报、华阴日报 共青团西部计划网站、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等 素闻贵公司不仅在商界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在公益事业方面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表率。因此，我们特地邀请贵公司加入这个助学计划，为西部的孩子们提供助学基金或实物捐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为克服以往公益捐助重一次性捐助、轻长效管理的弊病，针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我们提出了四套备选方案，尽最大努力为贵公司的资金负责。当然，贵公司也可以提出另外的助学办法，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助学愿望。  方案一：委托专业基金会管理         爱德基金是国内著名的专业慈善基金会，总部设在南京，在西安设有办事处。迄今为止，我们与爱德协商结果如下：南京大学第四届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队在收到资金后，与资金单位联合挂名，建立“xxx—南京大学西部计划爱德助学基金”；爱德基金会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定期向贵公司和南京大学团委出具财务报告和开支项目表，并每年收取10%的管理费用。         所得资金将用于贫困学生的资助和为学校购置书籍、电脑等学习和教学用具。受助对象的选拔标准见附件。  方案二：由南京大学团委委派专人管理 南京大学第四届大学生西部服务队在收到资金后，和贵公司联合挂名，成立“xxx—南京大学西部计划助学基金”。出于保值的考虑，资金将被直接存入银行，设立单独账户，受助金从该独立账户划拨。基金建立后，南京大学团委将从校团委中选拔专人对基金进行管理，管理基金所需费用将从账户利息中扣除。校团委每季度将向贵公司详细告知基金使用状况，贵公司有权在任意时间要求查验基金运作情况。 与方案一相比，可以省下每年10%的基金管理费。  方案三：建立由企业命名的希望小学         如果资金足够充裕，贵公司可以选择建立希望小学。华阴市依傍华山而建（华山景区旅游公司隶属省政府直辖，因此华阴市财政收入依然十分有限），每年到此观光旅游的游客有数十万之众，贵公司在此建立希望小学，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大大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此方案得到华阴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一致支持，并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前两个方案相比，建立希望小学不仅受惠面广，同时可以有效地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希望小学建成以后，将纳入当地教育系统，由当地教育局进行管理，保证希望小学健康有序的运行。  方案四：由贵企业自主选择捐赠书籍、电脑或其他学习物品     西部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一样，都有一颗求知的心，也都渴望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却相当匮乏，从最基本的学习参考书到一般的科学文化读物都不曾过眼。对于在全国东、南部分地区相当普及的数字化设备，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希望贵公司能考虑为西部的孩子捐助一些实物，包括书籍、电脑和其他学习用具，使他们在和外面的孩子竞争时（如果不是什么奢求的话），更公平一些。   关于我们的身份，您可以致电： 南京大学团委 （025-xxxxxxxx）  或 陕西省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029-88412005)  进行查询。   这是我们2006年7月26日在西安出征仪式上的合影。   另外，附件中有实地采访后制作的ppt以及《受助对象选拔标准》，供您参考。 我们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给您写信，期待贵公司能伸出援手，帮助一下西部的孩子！如贵公司愿意帮助西部孩子或您对此计划还有任何疑问，请您回复此邮件，或与下面两位同学联系：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此致 敬礼！                                                   南京大学第四届西部计划服务队                                                      2007-1-22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23/p22/ 我写的维基百科条目，纪念一下   小百合同一片天空，或简称同一片天空（以下简称Homosky），是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中的同性爱讨论版，由南大学生于2002年11月建立。她是以校内男同性恋（gay）人群为主、兼及女同性恋（en:lesbian）人群的信息交换集散地，也是南大同性恋运动、校内外同志联谊活动的组织地和策源地。从建立至今，homosky从无到有，从匿名到实名，辗转四个站点，历经繁荣、萧条与再次繁荣，已经成为反对性取向歧视、推动性文明发展、网友沟通互动的信息平台，也是公众了解、认识同性爱群体的重要窗口。2004年6月一站建版，使homosky成为中国大陆教育网内第二个、当时唯一一个、且延续至今的同志版面 。2005年12月31日，homosky举办大型聚会，并配合江苏同天工作组和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与会者提供了免费的自愿检测项目和问卷调查表，成为高校同志群体主动进行健康干预的重要步骤。2006年10月中旬，《南大青年报》专题采访homosky的数位版友，并于11月推出《校园同性恋专题报告》[1]一文。两月过去，《金陵晚报》的记者通过自己的访谈和思考，从不同角度再次报道了南大同志群体和他们的“同一片天空”，并加入了相关的记者手记。2007年1月12日，文章发表[2]，一时间洛阳纸贵，不胫而走，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央视国际等门户网站均予转载，反响巨大。 Homosky的建立，仰赖一波又一波网友的持续努力和鼎力襄助，以下提到的人物，均是他们曾经存在或目前仍然存在于小百合或西祠胡同的ID(en:ID)。 目录 [隐藏] 1 建立 1.1 二站建版 1.2 一站建版 1.3 西祠建版 2 发展 2.1 版面概况 2.2 沟通与认同 2.3 各种活动 2.4 版面评优 3 与homosky相关的重大事件 3.1 争论 3.2 文章 3.3 影视 3.4 调查报告 3.5 同性爱社团 3.6 艾滋病防制研讨会 3.7 张北川寄语 4 参考文献 4.1 书目 4.2 注释 5 外部链接 //< ![CDATA[ if (window.showTocToggle) { var tocShowText = "显示"; var tocHideText = "隐藏"; showTocToggle(); } //]]>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21/p21/     正常访问需要Tor，msn的空间也未能幸免。就这么凑合着用吧。     等时机成熟，尝试用英文写博客。这也是迟早要做的事。在骂c-c-p王八蛋的同时，不忘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和反封锁技术，come on  baby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17/p20/ 　　参加西部计划马上半年了，自己也曾思索——作为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我到底能为西部带来什么。响亮的称号、光荣的使命、崇高的精神、伟大的奉献，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宣传词语，对我对西部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来陕的512名志愿者，绝大多数分配到各种基层单位，包括法院、检察院、档案局、街道办、市委各部、团委各部、金融、医疗、消防、新闻机构等等，实际上沦为各单位的免费劳动力，除了能分担基层单位公务员的份内工作以外，几乎不能为西部做任何贡献。为西部服务也就十分自然的成了为西部公务员服务！这恐怕是大多数志愿者始料未及的吧？ 　　今年的志愿者有自己的QQ群，作为管理员之一，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新加入的“志愿者”。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是512名在岗的志愿者，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极欲为西部做点什么的热血青年。我不得不说，他们的热情在在使我感动。他们很想为西部做点什么，但在目前的招募体制中，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志愿者，满腔热情只能在群里发泄；不过有时我也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为西部服务实际上就是为西部的公务员服务，他们还会有这种热情么？如果说不，那是诛心之论，我不能做出这么想当然的判断。但是缺乏透明的新闻机制，他们根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从而难以做出审慎而明智的选择则是毫无疑问的。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有一部分人仅凭一时冲动踏上了这条船，开船不久便大呼上当，想下船时却发现为时晚矣。 　　我并非随波逐流之人，也不是愤世嫉俗之辈。我唯一满意自己的状态是没有停止思考，没有让身为“公务员”的我站在公务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保持了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和超越性思考。在基层的这种经历，拓宽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增强了把握历史和现实敏锐感和立体感，如果这种积累能够对自己未来的研究有所助益，是否也能算是另一种曲线救国？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16/p19/ 　　九月底到十月初，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搞election，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且实地观察了中国基层农村的民主情况。      行政村W有200余户，共1000多人。办事处作为它的上级管理机关，组织并监督了这次村长的election过程。因选举需要独立的选票填写场所，所以将选举放在当地的小学举行。我和本办公室的同事在第二小组，负责W村二组的选票发放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在选举过程中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每次选举都会要求当地派出所出动警力通力协作，以确保选举的顺利举行和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事后证明，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全村18岁以上的成年人，无论老少，除去外出打工的和不在家的，都参加了这次投票。遇有不识字的老人，则由办事处工作人员按当事人意愿为其填写；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但还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在选举尚未开始之际，一个很二的愣头青，在袖子里藏了一根不算细的钢筋，来到学校现场，大呼办事处一同事的姓名，说着便把钢筋抽了出来，在地上狠砸两下，就开始怒气汹汹的叫骂，好在当时所有警力都已全部就绪，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在得令后一跃而上，将其摁倒在地，夺下其手上的钢筋，随即摁出了学校看管起来。事后得知，他是为办事处那位挨骂的同事处理他姐姐的一起案子怀恨在心，但具体的孰是孰非却不得而知。 　　后来才听说，当地选举贿选成风（也算是拉选票），此次当选的村长就事先给每位参加投票的村民发放了10元钱的赞助费，听同事说，他这次由于竞争对手没有出马，所以才得以每人10元钱搞定了选举。有些村子由于二虎相争，发放的赞助费节节攀升，以致很多人花了10多万并未当选也不算稀奇。在基层农村，村长和支书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整个村的财政、物资和村属企业都受其支配，尤其当村长和支书一身挑的时候，更是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因此村中的能人才不惜一掷千金欲购之掌中。 　　办事处的一位领导介绍说，这也是农民致富的一种方法，当地农民觉得两三年搞一次选举太慢，最好年年搞，那样年年有钱拿。并用陕西话的顺口溜介绍了基层政府眼中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有吃有喝不靠你，打你骂你不怕你，有了事情就找你，解决不了还告你。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15/p18/     断网数天,看完邓力群自述,过两天谈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在大姨家上网,自己家的宽带最少还要两三天才能装好.     另外,基本搞定了Photoshop CS2, 值得庆贺啊!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7/01/07/p17/      在tuanshengwei干了两个礼拜就离开了，回想一下，似乎仍有些东西值得一写。      七月份当我还在盐城逍遥之时，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短信，问我是否愿意在tuanshengwei工作，我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想一想。或许大家已经猜到了，给我短信的陌生人就是我前文屡屡提及的Y师兄，上一届留在tuanshengwei的志愿者。      几经权衡，我还是决定先留在tuanshengwei，因为这样几乎可以周周回家，西部志愿也就无异于西部休养了。不爽的是，TSW想必事务繁多，本来安排的看书时间就要大打折扣，但想想任何事情都必定有弊有利，也就无所谓了。达到西安后，我们被安排在人民武装学校进行培训。培训的伙食很差，对相当一部分第一次接触西部的同学来说，不啻是个下马威。好在时间不长，三四天而已。我和大家一起培训了一天就直接到宣传部报到，不必再参加烦琐絮叨的各种“课程”。      培训的三天，Y师兄几乎把自己一年来的感受和西部计划的各种信息都悉数告之，让我在瞬间接受了他一年的功力。大概在培训的第三天，得知26号的出征仪式将有省上领导出席，并且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见面会，当然，是挑选往届的优秀志愿者参加，而我作为唯一的新志愿者，也躬逢盛宴。      我对于参加会见的其他志愿者是相当陌生的，不过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用我所不具备的精神、毅力和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相当感人的事迹。比如安排会见的第一位志愿者（共十人；三人发言，我垫底），徐州师范英语专业毕业，他被分配到一个乡镇的中学教书，对学生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并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一年服务期满后，由于学生和家长的苦苦哀求，他竟然延长了服务期，继续干了一年！在他住的破房子里，经常堆着学生硬送给他的各种蔬菜、水果，对此，他更坦言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由于他的辛勤努力，他所带班的英语成绩在整个区县名列前茅。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曾经随采访队到过他的住地，并动手帮他缝补起了破旧不堪的门帘。……他生活的境遇是可想而知。虽然这样，他仍然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帮助当地更困难的学生，真是一名难能可贵的志愿者。由于出众的表现，他多次被表彰和奖励，更有十数家媒体采访了他，他的事迹也在志愿者中广为流传。为此，他做过不少场的报告会。      但在见面会的彩排过程中，我发现他有点主动宣传自己的味道，几次的彩排，总有一句话不忘，那就是，“十数家媒体曾采访了我”。这次的领导见面会，他也一仍其旧，并且很不自然的挤红了眼睛，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假——尽管他真的做出了让许多人为之动容的事情。估计是报告会做多了，说辞也相当老套，但尚不失朴实的色彩。我们的政府通常乐于树立典型，有了典型就要宣传典型，职是，邀请典型作报告就成为用烂了的恶俗手法。这种吹捧英雄的作法，固然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但也极容易使英雄们无限自我膨胀——这对他们心灵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英雄不需要我们更加关爱么？另外，这也颇能透露出我们政府不相信平凡的一贯做法，似乎简单的故事、平凡的人物就不能感动我们？自己一贯英明神武还嫌不够，自己选出来“立言”的人，也必须成为近似神明的圣人。君不见，多少平凡的“圣人”就这么在聚光灯下被活活烤焦，又有多少“圣人”就这么被折磨的丢了凡人的心态。      …….      第二位发言的志愿者显然和第一位是两个极端。第一个身经百战临危不惧，不仅在发言中应对自如，更是声泪俱下，极欲感人肺腑；第二位则肯定是被这种场面吓住了。此时不仅有省上领导、团省委领导在座，更有22个县市的市委副书记，加上旁听的记者和灯光、镜头，估计他有种既激动有不知如何是好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虽然不上台面，却更能让我感觉到他的真实和质朴。      ……      事后我才了解到，第一位志愿者极欲留在当地的学校继续教书生涯，学校也十分愿意留住这样的人才，可当地的教育部门却不买账，因为多增加一个名额就要多加一份工资。对于这么深奥的理由，一般的志愿者恐怕是难以想见的吧…吧…吧..吧。不过这次他有“面圣”的机会，也适时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估计此事不久就会解决。      越是落后的地方，越能感觉到权力的作用，并且是那么有效和令人窒息。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25/p16/     在tuanshengwei干了两个礼拜，我就自我“发配”（这个词是我们部长在和我一次聊天中，说到对上届某志愿者时用到的，考虑到毛太祖就开始用这个词，部长显然并非原创）到基层，开始我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     服务的单位在华山脚下，虽然没有正式上山，但却有两个星期左右几乎是天天都去。     从华山东门进去，驱车20分钟才能到达索道的登录口，就在停车场至索道入口之间，有一条近百米但并不算宽敞的水泥路，两边的商家又各有自己的门面房，因此显得拥挤许多。据说前些年一位省上领导来“检查工作”，看到如此拥挤的场面，遂大笔一挥斥资300万重新整合这一带的商业市场，在领导必定是政绩工程，在游人来说，道路宽了，自然更安全。但事情进展的却并不顺利。     新市场建在停车场旁边，有23家店面，老市场虽然破旧却有41家左右。这就意味着一旦入住新市场，老市场相当一部分商家就必须另寻出路了。所以，只要合同没到期，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毕竟有银子赚哪。不过省上领导一定不这么看，我出了钱你就的出成绩，并且马上临近十一黄金周，正是形象工程出炉的最佳时机，岂容错过？地方领导对此一定心知肚明，并且，必定从300万中捞了不少油水，于是乎，几次三番催促我所在的基层单位，拿出实际行动促成商户搬迁，并且扬言有省上支持，可以动用武警官兵！但问题是，商户的合同到11月底才到期，如果十一之前搬走，损失怎么办？听说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交涉，不过并未达成协议，地方政府只愿意为每家商户拿出200元的搬迁费，根本没有损失费的影子。是啊，到了嘴里的肉还能吐的出来么？     9月中旬，单位几乎天天上山督促拆迁，不幸的很，我亦厕身其列，这也成为我23年人生经历中为数不多的污点。具体的拆迁任务不是我所在的办公室负责，因此我只是一名明知不对、却又无能为力还时不时自觉滑稽的大学毕业生而已。不过这次说拆迁，其实也是造势罢了，狠话都放出去了，能不给点颜色看看么？耗了一整天，实际上只把两家商户的房屋拆掉了，而且是预先打听好的，因为这户男主人不在家，欺负人家孤儿寡母，c-c-p的伎俩啊，那真叫一个高。先前说的武///警啦，推土机啦通通没来，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干苦力受压迫的基层干部。事后我估计，并非当地领导是菜包，而是他们怕强制拆迁扩大影响，最终捅出那300万的具体用途。几个月后再次上山时，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9月中旬一直拖到12月，当地领导肯定憋了一肚子气，不过惧于东窗事发暂时忍下了。11月30号合同一到期，12月的第四天（2，3号周末）就兴师动众部署了40多名武警，联合了基层单位和工商管理部门一道，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拆////迁///运////动。那场面可叫壮观：先由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武警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对准店面，再由我们这些苦力帮助店主将屋内尚未搬完的玉器制品抬放到路边，最后腾开道路，用推土机干他个天崩地裂。讽刺的是，党和政府总是低估了老百姓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又总是高估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没有一家商户对于拆迁有半句怨言，那些神武的人民武警官兵们，在看到一切太平之后也尽数退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和一位同事说到：看来这次是合法的。……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23/p15/      tuanshengwei的两个礼拜是比较轻松的，西部计划的出征仪式一过，就没什么大事在眼前。每天早上7点半起来，洗漱完毕后，要给部长和办公室打扫卫生，无非是擦擦桌子、扫扫地、倒倒水，8点钟上班，也无非是看看报纸，上上网，不时接个电话，或是去二楼发传真或收传真，偶尔去火车站买个票，或是和办公室老师聊天，从团口上的人事是非，到西部计划大学生的轶事（俺来的晚，上次说的聋哑人没碰到，不过也有让俺兴奋的事儿，比如大学生和当地的有夫之妇谈上恋爱，服务期结束后一起私奔，搞的丢了媳妇儿的人找到tuanshengwei来，这人我可是亲眼所见；又比如一位大学生到了服务单位，因为当地不收硬币< 据说没见过>，所以要愤然离去，够狠吧），再到股票的涨落，你能想到的几乎都能谈。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听（这也是Y师兄的“遗训”），听听总不会有事吧？平时没事我就听着记着，加上历年学生干部的锻炼，其实这套早都游刃有余了，只不过这次在tuanshengwei，接触的层次更高，获得的信息更多更直接。听过一些事情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在tuanshengwei工作的正副级领导干部，都有极强的权力欲，但这里恰恰是一个权力极小的党政部门，本来能用在工作上的本领，几乎悉数用在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之上，以致小小的团委大院有数个精神失常的病人！！听Y师兄说，他曾经就被其中的一个吓到过一回。……      按理说两个星期的时间，不会有太多体会，但是还是让我经历了一些。比如为一个白血病女孩进行全社会捐款，总共募捐到10万多，但是tuanshengwei只拿出来3万，其他的钱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用的。这位可怜的女孩，在病床上提笔，写下她的感激写下她发自肺腑的感谢，如果她的父母是明白人，或许会想到捐款已经被扒皮，但他们恐怕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封孩子在病床上拖着病体写下的感谢信，竟然通不过tuanshengwei的审查！！原因很简单，感谢信没有足够突出tuanshengwei的某位领导，而且不易进行报道。另一位主要领导Y，竟然批示，让她重写一遍就行了，我部曾提议能不能由她口述，我们代笔，结果也没能改变领导的主意。领导或许担心不该造假，而我们却在担心孩子的身体是否受得了折腾。办公室的老师不是对这个决定没有意见，可又能怎样呢？你是在行政机关，你只有执行的份儿。不知道这位女孩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她就这么匆匆的离开了，真的希望她下辈子不要再当中国人。      另外一件事是tuanzhongyang搞的棋类夏令营。先说一下，贺卫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你去民政部查，ccp没有进行注册，所以他行使的权力就是法外权力。我想这同样适用于团委系统。团委既不掌握实权，又要满足难以填补的物质欲，就不得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乎，打着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旗号，每年都搞夏令营，棋类夏令营就是其中之一。水平之低暂且不说，她偏偏和全国少儿棋类比赛的权威“华山杯”碰到了一起，凡是想成为职业棋手少年儿童，几近全部都去参加了这个比赛，tuanzhongyang一看没人参加，猴急了，成天打电话给各省的tuanshengwei书记施压，书记给部长施压，部长派给部员，我是真真目睹办公室一位老师守着电话打也找不到人来参加的尴尬局面。我把参赛名单整理好，去二楼给团中央发传真的时候，大概只搞定了五六个学生而已。tuanzhongyang这种吃软饭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儿挣钱，一笔不算低的参赛费，还要加上住宿费、伙食费、活动费，一个学生600多，家长另算。当然，这么不上台面的事不好直说，所以只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发展。不光如此，我在团省委短短两个星期，就还碰到另一个辅导班，团干辅导班的报名。每个地县的名额是2-3人，要求地县（市）的团委书记，或是副书记，或是其他什么没参加过培训的人来参加，一个人报名费、培训费等等就是500多，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他妈都是纳税人的钱！！！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21/p14/      从今天开始，陆续写一些自己的工作中的见闻以及工作之余的读书心得。      毕业参加西部计划，到今天已经快半年了，还是从头说起吧。7月份到西安，先是和Y师兄在tuanshengwei，前后总共大概半个月，之后来华阴，也马上要五个月了。就在tuanshengwei短短两个星期中，心中也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一开始在人民武装学校培训之时，一位据估计心理有问题的男生引起我的注意。估计是内向的厉害，他在和部 长谈话时声音已经接近微弱，身体似乎也在颤抖，很明显，他是被分到的单位“退了回来”，所以来向部长求情。很难说这样的学生应不应该接收，接收？安排下去 怎么工作？（据Y师兄说，上届的志愿者中竟然有聋哑人，别说其他工作了，接电话都不行。这样子的学生是怎么通过体检进入西部计划的？& *&*….）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不接收，那又让这样的学生去哪里？走上社会？有单位愿意接收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并不是在责备部 长，毕竟他是对上负责的人，并且在现行体制内有自己的行事规则，我除了同情和思考，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一个学生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心理和性格出了问题，究竟谁该负责？我们学校教育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有没有补救措施？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便像美 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能保证不会有这样的学生出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如果没有，这又是什么样的社会？ 这个社会够“和谐”吗？      我不相信部长在日常的生活中没有一丁点的同情心，但他的同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几乎快被打磨光了，人性的恶和制度的恶加在一起拥有巨大的毁灭力，不仅使无辜 的人遭遇不幸，而且使每一个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都遭到了侵蚀！侵蚀又是那么的悄无声息顺其自然，以致我们把对制度的辩护当作对自己的辩护，最终完成自我 的异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究其原因，制度的恶固然首当其冲，但我们心中没有信念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多少人有真诚的信仰，更没有信仰约束指导下的行动。我们有的只是唯权是尚的唯物 论者。你能指望崇拜权力的ccp人在夜晚突然良心发现，用道德来约束自己？所以，八荣八耻是JT同志提出来的，我并不买账。      中国要建立自由宪政、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现在学界谈的已经比较多了，但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似乎论述不多，诚然，现代国家对公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已无权干涉，可是我们元气不足精神失落也是有目共睹。那我们到底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呢？答案是，真诚就好。那到底谁对改变目前的现状有责任呢？答案是， 每一个人。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19/p13/       说说最近看的两篇文章。       一篇是猫扑上琵琶虾连载一年的“我在洗浴中心工作的日子”，写的挺真实，从跟贴和别人的讨论来看，似乎是作者的真实经历。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找不到工作的 大学毕业生，进入洗浴中心，从服务生一步步做到部门主管，其间与小姐们极尽巫山云雨，尝遍冷眼红尘，两年下来也渐渐厌倦，最后因缘际会，经历生与死的追 杀，恐惧的心情一刻不曾停止，不仅一晌繁华化为乌有，更在公园的湖边潸然泪下。此时说他升华也罢，净化也罢，总之，他渡尽劫波，改行了：和以前一个常来洗 浴却从不叫小姐的老客户做起了木材生意。估计由于切身之故，他讲述的皮肉生意和自己的管理入木三分，色与欲本是洗浴中心万古长青的主题，写来无非撩人心 弦，但他笔下却有对小姐个人经历的关注和体察，使文章忽然间上了档次，就好比他从皮条主管一下子立地成佛一样，文章的性事描写竟能读出一丝丝的温柔敦厚 来。我觉得，这也是种人文主义吧。       无独有偶，另一篇有些类似。也是皮条生意，不过主人公这次亲自操刀上阵，成为了一名“男妓”。事情的发展基本在预料之中，先是被表哥出卖给了酒吧老板，在 酒醉后被男人开苞，然后经不住酒吧疯癫的文明的诱惑，学习一落千丈，以致高中肄业，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再经历一个深爱的女孩，无法自拔，在爱的失落中只能 破罐子破摔，终于成为一名男妓——只接女客的男妓。这篇帖子首发天涯杂谈，已经连载一年多，直到现在还没写完。让人骂娘的是，在认真看回帖的时候，不禁发 现作者本人的穿帮跟贴！估计是忘了换马甲，因此，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不过仍有疑点，两篇穿帮回帖的时间格式不同，怀疑不在同一台机器上。 anyway, delight is in the details.       这两篇文章都颇长，但很多人都是在睡觉前一口气读完，包括我在内。所以给个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1，《我在洗浴中心工作的日子》：https://yjrg.net/HT/bbsnt?B=40&start=3730&th=11654337362， 《我是一名男妓》：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 431068&stritem=free&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amp;idwriter=4012793&key=462009264&part=0&flag=1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18/p12/     每次打开电视机，看到令人作呕的动画片，就替90年代后出生的小孩感到惋惜。国产动画片粗制滥造自不消说，居然还占据了主流，90后们啊，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遥想当年，动画片不知给了我们这代人多少温存的回忆。欧美的、日本的，就连本土的传统动画片也有相当不俗的表现，可现在都消失了，据说为了民族工业……     由此可见，专制国家不但智力有限、德性有限，就连审美判断力也是极为低能幼稚的。不过教育了几十年，终于还是有了不少接班人：君不见“芙蓉姐姐”红遍大江南北么。不管怎样，还是说说记忆中的动画片吧，今天先说出名字，过两天贴上动画照片，怀念一下吧   变形金刚  百变雄师  六神合体  灌蓝高手  机器猫小叮当   魔神英雄坛ワタル 魔神坛斗士    非凡的公主–希瑞 "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 希 曼 阿多拉公主的皇兄(亚当).希瑞的哥哥——希曼 布雷斯塔警长  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随便把哪个能力给我,我都知足了. 最后的恐龙–丹佛       巴巴爸爸 各里各里各里~巴巴变~ 海底小精灵 蓝精灵海底版…呵呵~~           狮子王 铁臂阿童木 新编西游记 踩着滑板,拿着双节棍,怎么看都不想是孙悟空,还有扛火箭筒的猪八戒耳背的沙和尚,以及开跑车的唐玄奘……韩国人!…. 蓝精灵 喂~~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到底在哪里啊?? 花仙子 好象应该大概差不多是最早的少女动漫作品啊? 聪明的一休 休息~~~休息一会~~~~~ 忍者乱太郎 忍者小时侯都是如此吗???不会吧?? 忍者神龟 " 呀呼~有好戏看了!!"我最喜欢拉菲尔了,你呢?   功夫小子 中国功夫,连日本都自愧不如�% 足球小子 夸张的射门,日本小学生都那么厉害吗!?难怪最近几年都冲出亚洲了,不会是大空翼他们的球队吧?! 美少女战士 臭屁的主角,帅哥靓妹拯救地球哦！ 北斗神拳 "你已经死了!"不会吧…….. 大笨狗 ……….只是难以想象,有好象牛一样的笨狗吗? 佐罗 很小的时候看的美国动画,风格浓厚啊….真是 蓝宝石之谜(海的兰迪亚) 新世纪骗钱计划之父的作品,感觉还行啊… 圣斗士星矢 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我还是喜欢看漫画书的….. 叮当猫 完全是给小孩子看的玩意….. 十二生肖守护神 ………… 米老鼠和唐老鸭 动画片的元老级人物. 猫和老鼠 打来打去…..没完没了.在打斗中带给我们不少乐趣…..谢谢了,TOM AND JERRY! 大力水手 我要多多吃菠菜…….. 天空战记 又一个类似圣斗士的东东…….. 小熊杰里米 "我是小熊杰里米 爱唱小调哆莱咪…."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时间飞船 本周最精彩的节目,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上演啊?姚尼大姐? 罗德斯岛战记 如果真的有被诅咒的大地,我绝对是—不会去的！~ 太空堡垒（超时空要塞）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18/p11/ 时间好快。 偶然间可以想起去年在草场门和徐而夜间聊天的事情，似乎就是昨天发生的，却已经过去一年了。徐而辞了工作，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忙碌起来。片刻恣意的癫狂仍然掩饰不住一如既往的伤感，渴望却又徘徊。不知道若干年后我们会如何看待这段经历？ 前几天刚看完《蓝色大门》，看的时候嘴一直合不拢，好久没有这么直接的共鸣了，难道我的情感年龄还停留在高中？对高中生的懵懂、悸动一如既往的乐在其中，简直比剧中人还更像高中生。诶，陈柏霖好帅~~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2/15/p10/ 21号到南京，和我家宝贝在一起呆了8天，29号又匆匆离开，彼此都有许多舍不得。还记得我上了车却又挤下来，要开车时他那不舍的眼神，真叫人心碎。依稀恍惚间又想起7月18号离开盐城时，他在大巴外的眼神，同样那样的依依不舍。      或许，人需要独处来学会长大。在一起很幸福也经常互不相让，在一起很关心彼此却也时有任性。记得那天晚上，突然发现他发烧了，浑身发烫，周身不适，给他洗水果，烧开水，他静静的躺在床上，把被子掖在胸口，疑惑的看着我，似乎刚吵完架就不能这样关心他似的。不过他的疑惑转瞬即逝，因为他知道，我还是我，一如既往的深爱着他。     吃了药，又吃了些水果，我把他扶起来，垫了枕头靠在后面，一起看下好了的《上帝也疯狂2》，吵架的阴影在这部经典喜剧中灰飞烟灭。他禁不住开心的笑了，笑出了声。。。。      又不知道哪一天，我错怪了他，怪他耽误时间，差点去不成浦口，其实是自己做事情太慢，差点吵起来。可能彼此都学会了忍让。在南京站附近上了159，渐渐的，他开心了，依然那么笑容可掬。下车一起吃东西，一起喝奶茶，一起在浦口的校园里，看昔日的风景，回想这里三年的生活。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1/02/p9/ 2006.10.13  来自：ZDNET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 As I depart,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 students, faculty, alumni and staff - with whom I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 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but I know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0/15/p8/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10/11/p7/ David  Wang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研究，近年在海外有异军突起之势。以往的现代中国研究多半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史料的累积、数据的堆砌乃至政治的观测，虽提供诸多信而有征的资讯，解释中国的常与变，却鲜能触及实证范畴以外的广大领域。这一现象在晚近有了改变。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及中国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并提出建构“文化中国”的可能刚。走出实证方法学的牢笼，中国人如何“想像”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他们所思所存的现在，遂成为一亟待挖掘的课题。      基于这样的信念，海外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探讨，也较从前展现了不同的风貌。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文学暨电影工作者还声他们的观众，运用想像、文字、映象所凸显的中国，其幽微复杂处，远超过传统标榜纯知性研究者的视野极限。      哈佛大学1994年出版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20th—Century China)，即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这本书辑有12篇专论，探讨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象，投射中国的面貌，而这些面貌与五四文学、电影传统所呈现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对话传承关系。合而观之，我们看到三个主要方向：乡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主体性与性别的定位问题；文字与映像组合及拆解国家“神话”的过程。      这三个方向相互关联。在城与乡形成的象征空间里，中国及中国人的问题得以落实演出；文学与映像所展现的多元意义网络，定义却也分化我们对主体与性别的认知；而国家“神话”的消长，必与文化事业(或工业)营造的幻象符号，互为因应。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这些学者谈的既是文化艺术媒介问题，他(她)们也意识到自身的中介地位。一反传统中国通言之凿凿、强不知以为知的权威姿态，文学及影剧学者认知所有叙述的虚拟性与权宜性。隔海看中国，他(她)们讨论从1919年五四到1989年的小说与电影，也无非是“想像”中国人“想像”中国的方法试练吧。      由于80年代大陆寻根文学的崛起，乡土与都市文学的对垒，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寻根文学着重乡俚风俗人物的素描，往时往事的追忆，乍看之下，只是对彼时日益滥情的伤痕文学的一种美学回应。但当社会潮流引导大家“向前看”的时期，寻根作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仅向“回”看、向“下”看，而且更要往每个人的内心里看，其所隐示的颉颃姿态，不言自明。寻根派的大将如韩少功、莫言等，也同时可视为前卫的先锋派人物，理由即在于此。      对海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电影学者而言，“寻根”也恰点明他们现阶段的研究方向。寻根是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传统史学所谓的探本溯源之举。从1989天安门事件看五四，这些学者毋宁更关切以下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及政治动机，主宰我们记忆过去、想像中国的形式与内容?当代的文学及电影发展，揭露哪些五四传统隐而未宣的层面?而五四传统又如何启发了1989年春季众声喧哗的局面?      若探寻狭义的寻根文学之根，鲁迅在20年代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与期许，足堪我们再思。乡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乡土的舞台上，作家铺陈传统与革新、农村与都会、农民与知识分子等对立主题，在在攸关中国现代化的命脉。于此同时，乡土作家也必须面临自己的局限。乡土文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乡土文学作者如何界定自己的创作立场? 是怀乡、忧国，还是自溺?远离乡土的作者如何召唤出原乡的“想像”?乡土文学曾引发多次文艺理论论争，从40年代毛泽东为“人民而写作”的号召，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再到大陆寻根文学的热潮，不是偶然。      准此，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可(Michael Duke)教授，分别对韩少功及莫言所作的研究，即颇有可观。湖南作家韩少功是鼓吹寻根文学的大将。他的小说如《爸爸爸》、《女女女》师承福克纳及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处，早已有人论及。刘指出韩少功与五四传统间爱恨交织的关系，才更值得细思。韩所经营的文革劫难中的中国，坐落于疯狂与理性的边缘，充斥无数身心俱残的灵魂；此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所见那个挟礼教吃人的社会，不啻相互辉映。韩的世界是个阴森古怪的渊薮，而这一想像的资源，与其说是来自西方文学，更不如说是遥指志怪及楚神话传统。韩最好的作品多以文革为题材，但他超越了伤痕文学的狭窄历史视野，为劫后的中国注入一末世景观。他从中国的现在看到了过去，又从中国的过去看到了现在。莫言是8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瞩目的大陆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如《红高粱家族》等极受读者评家青睐。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荒僻不毛的家乡幻化成神奇灿烂的土地，并另行塑造一套江湖儿女的价值系统，最是可观。但杜迈可别具慧眼，指出莫言另一部作品《天堂蒜台之歌》在乡土文学的传统上，更具引人思辨的潜力。表面上《天》书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煞似农民抗暴的老套故事。但细细读来，我们方知莫言此作实有深义存焉。他的小说在人物、情节及叙事法则上似乎回响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等人的农民小说，也因此间接呼应了毛的延安文艺讲话精神。其实不然。《天堂蒜台之歌》依样画葫芦之余，暴露当年农民文学“天真可爱”之处，并反衬后续历史发展最残酷的一面。小说一方面对当年“新中国”的乌托邦叙述，作乡愁式的敬礼，一方面却也完全颠覆了这一叙述。      海内外学界这几年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之一，是对沈从文其人其作的肯定。直到70年代末期，沈从文之名仍遭大陆文学史家的刻意曲解与湮没。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年轻作家学者整理他的传承谱系，才赫然重识沈从文的意义。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沉谨敦厚，但决不流于童骏性的乐观或悲观。只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桃花源意境的读者，未免低估了他对文化及人性幽秘面的探索。研究沈从文有年的圣若望大学教授金介甫(Jefferey Kinkley)认 为，沈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想像最重要的贡献，即在于他首先思考“楚文化”再生的可能。相对于北方中原文化所代表的正统政教意识，南方的楚文化历来偏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当中原(或中央)的霸权不足以诠释或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代表边陲的楚文化也许提供了另外一种出路。楚文化重神话、尚感情、富地域色彩，在理性疆界之外，另辟一幻想及潜意识驰骋的天地。当代作家如古华、韩少功、何立伟等与沈一样，出身于三湘楚地。他们把握此一认识，因此能在盛行40年的“毛文体”外，独创一不同的叙事风格。他们的写作不只是文学上的创新，尤其可视为一种迂回的、与主流对话的政治行动。而就着这许多当代楚文化作家所形成的声音，我们得以重窥半世纪前，沈从文作品中所潜藏的“边缘”政治策略。      同样是讨论沈从文的贡献，笔者则从另一角度，描绘沈从文原乡想像的特征及影响。沈从文的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定点，也是想像中的梦土。所谓的乡愁未必是旧时情怀的复苏，也可能是我们为逃避或了解现在所“创造”的回忆。作为一极自觉的作家，沈在自己的乡愁中看出种种原乡象征符号的循环播散。如他的《湘行散记》所示，他的故乡贫瘠落后，却正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中国乌托邦神话的起始点之一。徘徊于地理与文字、历史与神话间，沈的乡愁毕竟是中国原乡传统的一环，是一种真情，也是一种想像。当代作家如台湾的宋泽莱、李永平，大陆的莫言都能体会原乡想像的吊诡，各以不同的方式，渲染或解构乡愁的写作方法。他们为原乡文学另辟蹊径，也间接说明了“写实”作家沈从文极富现代意识的一面。      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两者相生相克的关系，是许多现代政治、经济研究的起点。但历来文学史的研究对城市空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城市文学的研究，显然不够积极。乡土文学固然是新文学的大宗，但是创作及消费文学者多半是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市井小民所感兴趣的俚巷戏曲、言情说部往往并不能得到“纯”文学工作者的重视。而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 落”的奇怪逻辑，也影响我们对早年都市文学资料的搜集及分析。      德籍学者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对上海文学文化的精心研究，因此堪称此其时也。他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上海这个城市如何发展它“摩登”的氛围、如何区分它的社会阶级秩序、如何因此助长了特殊的城市文化与文学。上海文学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兀自散发着本土的异乡情调。而饱受西潮影响的作家名流，以西方的尺度衡量本国事物，又造就一种二毛子式的双重“东方主义”论述。都会紊乱快速的气息，同时影响了都市文学的叙事节奏及观点掌握；凡此皆足以说明地缘与文化文学想像的关系。精致而世故的都市文化曾因革命而消失近30年。80年代都市文学文化随都市的复兴而重生，但能否恢复旧时风景，尚有待观察。      20世纪中国文学借城市与乡村两种视景，投射了公众领域内不同层次的问题。在私人领域方面，主体(对性别及意识)的自我追寻则成就一幕幕动人好戏。李欧梵教授多年以前就以“浪漫的一代”含括五四各等维新人物。他们以大胆的言行，激进的姿态，表达与传统决裂的决心，而以自我的建立作为奋斗的目标。但何其反讽的，他们自认最离经叛道的作为往往泄露了传统的影响，何尝须臾稍离。而在感时忧国的大纛下，多数五四“浪漫的一代”竟以牺牲自我、回归群体集权(大我?)，作为最终的政治依归，宁不令人心惊。当自我的追寻成为一荒谬的目标，自我的意义只能以可望而永不可及的方式，作负面的界说。这也使我们深思过去70年代自我的意涵与形式，历经了什么样的转折?为何在号称主体解构的后现代世界里，中国与中国人仍苦苦地追问“我是谁?”      五四一辈文艺家对主体性自我的辩难，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原来竟是有性别之分的，不能以一中性(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早在20年代女性运动即受到许多有心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不久这一为女性争地位、谋幸福的运动即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尤其当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见被有心者混为一谈后，女性运动失去了原本主体诉求的立场，成为国家“革命”节目表里的点缀。80年代大陆的女性运动者重整旗鼓，延续半世纪前丁玲、萧红的女性意识呼声，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方兴未艾的女性运动唱和。而海外关心这一现象的学者，她(他)们的问题是：80年代与30年代的中国女性意识在表达方式与诉求上有何异同?中国女性主义者要如何借鉴西方的策略而不流于人云亦云? 密西根大学的梅贻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教授针对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描写定义自我的方法，有独到见解。她不把自我当作是自足内烁的观念，而将其视为文义文本不断相互指涉、传钞的一种想像。尽管五四诸君子对自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他们只能以旁敲侧击或否定现状的方式，来推论自我存在的可能。只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竟是借“质疑、误解、沟通的失败、意识的混淆”等负面表达行为，暗示对自我的渴望而非完成。同样的手法可见诸郁达夫的作品。他的《沉沦》用嘲仿的笔调，写主人公向往西方浪漫英雄的行径，以及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下场。梅注意到《狂人日记》之后60年，当代中国作家仍然问着五四时代的老问题。这样时光倒流的现象，何以致之?五四的作家即使反传统，毕竟仍有一传统可供其“反”，他们想像中的自我虽不能一蹴而至，至少有轨迹可循。而当代作家才真正处于一文化、信仰、传统的真聋状态。以老牌作家王蒙为例，他所陷入的语言及意识形态的“铁屋”，其实比当年鲁迅所想像者更难突破。梅的结论语重心长：如果主体的建立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赖传统资源的激荡，那么在一个历经种种狂暴革命、又只顾“往前看”的社会里，企求理想主体自我，何异缘木求鱼?      ...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09/19/p6/ ——————————————————————————–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09/15/p4/ 希望Borges不会介意。 原来一切竟然如此荒谬。 http://finerain.blogsome.com/2006/09/14/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