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径分岔的花园

《十二怒汉》VS《罗生门》———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关系

南方周末　 倪梁康

　　《罗生门》
　　剧情描述武士与妻子在旅行途中遇到强盗，妻子被强暴，武士被杀。事后当事人和
目击者对这一过程的追述，却人言人殊。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它似乎是无法再现的。

　　《十二怒汉》
　　剧情描述纽约一名少年被控杀父，已经有11名陪审员裁定少年有罪，只有一位觉得
可疑，提出异议，并凭耐心与毅力逐一说服了其他陪审员，少年最终被判无罪。这部电
影试图向人们展示：各种观点可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而达成共识，并切中客观真相
。
　　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从两部电影里解读出的，是政治哲学内部的“紧张”：
作为“理性的动物”，人要合理（科学），合理指向的是通过论证而求真；作为“政治
的动物”，人要合群（民主），合群指向的是多数，主旨在于尽可能地符合大多数人的
利益。真理与多数，科学与民主，或者说知识与意见之间，因此就出现了一条鸿沟。能
否通过“相互说理”的道路，达到对真理的认知，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倪教授提供了
自己的“意见”。
　　　　　　　　　　　　　　　———编者
　　□倪梁康
　　伦理片，法律片，还是政治哲学片
　　我想先用两个具体的电影故事做引子，来导入需要讨论的较为抽象的问题：一个是
黑泽明导演的日本影片《罗生门》。它于1951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奥斯卡
奖，如今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几乎无需再重复：武士金泽武弘与妻子真砂在旅行
途中遇到强盗多襄丸，真砂被强暴，之后武弘被杀。对这一事件具体过程的事后描述，
在被控杀人和强暴的强盗多襄丸、武弘的妻子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目击证人行
脚僧以及发现武弘尸体的樵夫壳那里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说法却有
很多。由于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视角，每个人在叙说这个过程时都有所隐瞒和有所编造
，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电影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相。它似乎是无法再现的，至少无
法通过众人再现。
　　苏格拉底曾讽刺希腊人想通过多数票来决定真理。黑泽明用他的电影再次表达了这
个嘲讽。
　　有一种如今越来越常见的观点认为：所谓真理，仅仅涉及与自然界有关的认识，例
如1＋1＝2。它们是无法用多数票来决定的。在社会生活领域，是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真理
可言的。民主政治只是通过讨论、商谈（Diskurs），来使那些本来是意见（doxa）的东
西变得像真理，变得像认识（episteme），例如正义、公平、平等、责任、善等等。但
民主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满足。在当今时代，这已经代表
了主宰的时代精神。坚持认为真理可以被认识的思想家（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如今
已经越来越少；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有之，他们也会认为这种认识只可能是单个思想者
或少数几个思想者的事情，它与大众是没有关系的。
　　但悉尼·卢曼特1957年执导的美国影片《十二怒汉》却告诉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故
事，他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个片子在1957年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开始时，它
向人们摆出一个似乎与1＋1＝2同样明显的事实：一个少年杀死了他的父亲；有人看见他
举刀杀人的过程，有人听见他咆哮杀人的过程，有人指证他从小就有嗜好暴力的前科。
因此，在12个陪审员中，11个人几乎是毫无保留地确信这个少年就是弑父者。但八号陪
审员仍然要求讨论这个案件。他在别人认为是明白无疑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异议。在夹杂
着愤怒和咆哮的讨论中，原先被认作明晰确然的案情一步步显得可疑。最后的结果是12
个人都同意，判定少年无罪。整个讨论和分析过程非常细致，耐人把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部电影都涉及谋杀、审判，都涉及个人伦理价值观的表露
，但《十二怒汉》的命运却不同于《罗生门》：《十二怒汉》遭到的误解太多了。无论
是把它看作伦理片，还是法律片，都是过于表浅的理解。我想把它称作“政治哲学片”
，因为它的主旨在于对一个政治哲学内部之“紧张”的勾画。不仅如此，它比《罗生门
》更进一步，因为它还表达了对如何处理这个紧张的基本态度，或者说，指出了如何处
理这个紧张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相关的概念来概括地表述这个紧张：如政治与哲学的对立、多
数与真理的对立、民主与科学的对立，如此等等。《罗生门》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对立
。因此，当《十二怒汉》的故事告诉观众，只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而11个人认为他在胡
搅蛮缠的时候，观众可能会想到，这个故事是想要再次指明，真理与认定它的人数多少
毫不相干。
　　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编剧或导演向观众演示出某种构建性的东西：通过对话和论
争，更确切地说，通过相互说理，各种意见最终可以指向对真理的认知。这里的关键在
于“相互说理”。它可以说是今天西方议会制度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依据。如果我们像
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认为政治只是用讨论（Diskurs）的方式来给意见披上真理的外衣，
以达到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目的，那么这部电影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
　　《十二怒汉》试图向人们展示一个政治范式的成功案例。各种杂多的观点可以经过
充分的讨论和论证达到共识，这种共识不仅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切中主体以
外的对象，即客观的真相。
　　这也就意味着，在真理与多数之间可能存在着沟通的桥梁。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古
老的信念。我们在古人那里发现的，更多的是相反的主张，历史向我们展示的也大都是
相反的景象。
　　科学指向的真理，与民主所指向的多数，能否贯通
　　在展开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先回到古希腊的巨人那里去。柏拉图曾说：人是理性
的（logos）动物。亚里士多德则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定义一个
涉及发端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另一个涉及肇始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后人之所以言必
称希腊，主要也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块土地上蕴育出了这两种精神。
　　尽管以后对这两个定义有过无数次的分别解释，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却从未得到确定的回答。
　　初看起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定义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
，存在着完全的对立。这个对立在于，理性要求合理，政治要求合群。于是，在科学与
民主之间也就有一个明显的隔阂：科学所指向的是真理，其主旨在于通过论证而求真，
民主指向的是多数，其主旨在于尽可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这里的问题表现为：真理
或真相只有一个，但它在我们心中的显现却总是千差万别。因此，这两个定义之间的距
离，恰好反映出惟一的真理与多数的利益之间的鸿沟，或者也可以说，在知识与意见之
间的鸿沟。
　　当柏拉图要求，国家须由最理性的人、即哲学家来统治时，他贯彻的是一种用理性
来主宰多数的政治主张，被牺牲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至少可以说，哲学王的基本特征是
倾向于真理而非多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切都应当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在这里
，自知与自制达到统一———实际上是统一在理性中，因为理性在柏拉图那里意味着心
灵与自身的对话（我们可以称作理论理性），意味着心灵对自身的把持（我们可以称作
实践理性）。
　　但柏拉图的理想国始终只是理想中的国度。他自己的政治尝试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历史否定了在政治哲学中完全朝着哲学一端的实施。所以，今天伽达默尔所论证的“
哲学在政治上的无能”、图根特哈特所感叹的“哲学在今日道德困境面前的无助”，早
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得到了印证。
　　在此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性人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人
往往是对立的。这两种人代表着社会中两种不同的人的类型，并把他们彼此间的差异表
现为哲人与民众、先知与常人的差异，例如苏格拉底和雅典人、耶稣和耶路撒冷人，如
此等等。而且这两个具体的历史实例还说明了一点：上述差异完全有可能导致以血和生
命为代价的冲突。
　　当然，这个对立仅仅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定义之关系的一种可能反映或
可能解释。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人的本性既是理性的，也是政治的。对人的
两种定义是对人心中的两种不同本性的确定。而且在这两种本性之间还存在着贯通的可
能性。这也正是《十二怒汉》可以告诉我们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通过“相互说理”来获得对真理的共识
　　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时，他也承认“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亚里
士多德的定义可以更确切地表述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理性和
多数、哲学和政治在他看来可以达到和谐一致。这甚至可以在“理性”这个希腊词的原
本含义中找到：logos。当希腊人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时，他们不仅是指：人是理性的
动物，而且还可以指：人是话语的动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是说理的动物。赫拉克利
特在把逻各斯引入哲学时，偏重的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要理智地说话（noui legonta
s），就得将我们的力量放在这个人人共同的东西（即逻各斯）上面。”
　　以后舍勒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进一步解释为，在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本质中包
含着：他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并且自知这一点———无论实际上他是否始终愿意作
为个别人生活。
　　但以后的伊壁鸠鲁学派并没有附和这个信念，而是倡导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契约
论，这个学说在近代得到弘扬和具体的实施，一直到今天都是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主导。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只是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政治理论而保留在教科书中。
　　如果我们今天借助《十二怒汉》来重申亚里士多德的主张，那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
是：在各种政治人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说理来获得对真理的共识。这里所说的相互说理
，就是建基于人的本性中理性的那一部分之上。
　　按照克劳斯·黑尔德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把这种相互说理的艺术
称作“明智”（phrónesis）或“实践智慧”。它能够在柏拉图式的“认识”（episté
me）与“意见”（dóxa）的极端对立之间建立起沟通，从而提供了在这两者非此即彼之
外的第三种可能。当然，这样的说法会给人以调和主义或折中主义的印象。或许有人会
问：“实践的智慧”与左右逢源的技巧究竟有什么区别？这可能会把问题导向别处。
　　“相互说理”何以可能
　　我们还是继续根据《十二怒汉》的剧情来考察在“相互说理”中含有的基本要素。
如果我们把“要素”定义为在一个独立单位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它的缺失意味着这个单
位的不能成立；那么在“相互说理”这个概念中必定包含着两个基本要素。
　　其一，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对需要得到的论证的“理”的前设。严格地说，这种相
互说理得以进行的一个前提在于：说理者都认可“理”（真相）的存在。如果这个前提
不存在，那么相互的对话就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强调个体间的意见差异性，如果否认
真相的存在，那么争论也就不会产生，甚至差异也不复存在，因为差异是建立在同类可
比性的基础上，而可比恰恰是相对于真相这个基本参照系而言。例如，《罗生门》中的
众人都不否认真相的存在，而只否认他人所看到的真相。而《十二怒汉》中的11个陪审
员则更是如此。他们是从对一个真相的认定（被告弑父）转到对另一个真相的认定（被
告没有弑父）。
　　其二，在相互说理中包含着论证活动本身的“合理性”（理智地说话noui　legont
as），而且这个合理性是得到共同认可的（人人共同的东西：logos）。如果这个前提不
存在，那么相互说理就无法进行。这里我们只能以《十二怒汉》为例，因为在《罗生门
》中没有发生相互说理的过程。在《十二怒汉》中，坚持异议的八号陪审员不断提出疑
问，不断地证明，被认定的事实并无可靠的证据：在高架火车的隆隆声中，证人不可能
听见楼上少年的叫喊；没有带眼镜的证人不可能目击对面的杀人场面，如此等等。
　　在辩论的过程中，各个陪审员的私念和偏见都或隐或现地展示出来：有的想早早结
束讨论，以免误了橄榄球赛；七号黑人陪审员以自己的本土出生为自豪，因此对移民的
黑人少年抱有敌意；三号陪审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父子恩怨，所以视天下所有的儿子为
粪土，如此等等。
　　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并没有让陪审员去争论哪些人是否存有偏见，因为今天我
们可以确定，每个人都有偏见，或多或少而已，这是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影片只是在围绕事实真相本身进行讨论，并且令人信服地说明，即使是充满了偏见的人
，例如七号和三号，只要他们认可相互说理的合理规则，在相互说理的进程中也可以达
到对真相的把握，也不得不放弃偏见。即便这两位陪审员在自己独裁的情况下，仍然会
不顾及已被自己内心认可的事实真相，仍然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少年判处死刑，但作为
政治人（或者说，作为公民），他们要么公开承认通过相互说理的规则而导致的明见的
结果，要么公开表明不接受这个规则，从而也就放弃自己的政治人权利。
　　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前提，相互说理才有可能进行，共同的认识结果也才可能产生。
当然，它们并不构成充分必要的条件，因为即使有了这两个前提，也不一定会有共识产
生。
　　说到这里，我想再推进一步：在我看来，上述两个前提是使相互说理得以可能的前
提，因此也是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两个必要前提：其一，人是有理性能力
的动物。这里的理性不仅是对外部真相的认识能力，而且也包含对自己的本性和同类他
人的本性的认识能力；其二，人是有政治能力的动物。这里的政治能力是指对社会交往
中的共同合理规则的认可、遵守和施行。前者涉及“知识”的论理，后者事关“明智”
的说理。
　　我一直想论证一个看法：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而不是
像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如果人性为恶，那么大多
数人的利益所代表的就是大多数人的恶。）这里的“善”，不是通常伦理学意义上的“
善”，而是指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意义上的“善”。具体地说，具有理性的论理能
力（知识）和说理能力（明智）。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社会契约论而构建起来的现代共同体制度，即民主制度
，之所以还没有沦丧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暴民统治”，也恰恰要归功于在人性中这种
“善”的存在，亦即上述两个基本要素的存在。———它们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能够成立
的前提条件。
　　当然，这两个因素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现代民主
制度的问题并不出在这两个必要条件上。也就是说，这两个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甚至可
以说，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说明它已经承认这两个因素，并以此为基础
。
　　设果如此，我们就有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的消息：好的是指，我们只需考虑其他的
充分条件。坏的是指，即使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充分条件的寻求和建立仍然是一个艰难
的目标，而且是更为艰难的目标。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政策，台湾的选举等等，都在表
明这一点。
　　或许这里的观点与哈贝马斯有一致的地方，那也只是一种不谋而合。

两岸史学的现况与展望（罗志田访谈）

　　王震邦(以下简称王)：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中，无论在体制、观念与行为上，留学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与媒介，每一世代的留学生，往往都有以所学新知来振兴国家、再造文明的壮志宏愿，而社会大众，一般而言，也对他们抱持着相当热切的期望，例如二、三十年前的台湾，便普遍认为，只要有留学生，民主的目标终有实现的希望。不过，由于近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一代代留学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长期积累的机会。作为一个学历史，而又参与此一历史大潮、身历其境的人，你对这种外部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刺激，有何看法？此外，中国大陆在开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冷战时期，主要的留学对像是苏联与东欧各国，这一批留学生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他们和留学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有怎样的不同？这两个不同群体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世代差距？

　　罗志田(以下简称罗)：整体说来，当年留学苏联与东欧(主要还是苏联)的那一批留学生，絶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固然还有些研习文史的人，例如以前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所长便是留苏出身，专攻西洋古代史；我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历史系的老师中也有两位教苏俄史的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对中国的史学发展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实在很难评估。对于这一段历史，目前也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讨论。至于后来留学欧美的文科留学生，一方面，学习社会科学的人数较多，学文史的则极为有限，学成回国的，更是寥寥无几；同时，这些人的个别差异极大，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群体。他们当然多少会起到一些作用，但是作用的程度，恐怕并不深远。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对留学的那种乐观期望，我认为主要并未体现在民主上面，而是在富强上面。在中国大陆，从政府到民间，一般都以为，这批海外留学生回来以后，让中国在生产和建设事业上，得到较大的发展。其实，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失败的例子也不乏其人；尤其在早期，他们所学的那套西方的组织与管理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凿枘不入，很难有一展长才的空间。不过，近些年来，大陆社会西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这些人也就越来越适合，其作用也较为明显了。相形之下，文史学科的留学生，似乎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这些人回来以后，也会带来一些具体的局部改变。

　　以今日的信息沟通条件言，中外思想学术的交流不一定落实在一些个人和群体处在什么区域。现在大陆史学界非常强调“追随”外面的东西，许多学术机构都把 “与国际接轨”作为努力的目标，事事追逐西方学术的流变。近年史学界受拜物世风之影响，颇关注下层百姓的吃喝玩乐。这对弥补过去的缺失当然是非常有益的，但近代中国史上一些非常重要、亟待深究的问题，反倒乏人问津。例如，像甲午战争这个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转折性的关键事件，就少有人从事深入的研究。不少学界同行私下讨论时，常常感叹说，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几乎都已经做完，今后不知该怎样指导学生了。他们似乎没想到，其实还有无以数计的大题目，还等着有心人去开拓。

　　王：史学界“问题已经做完”的说法，多少反映出当今历史工作者在“问题意识”上的高度匮乏。在目前激烈的学术竞争下，一门没有问题意识的学科，是否会沦于自然淘汰的命运？

　　罗：从目前的状况观察，大陆的历史学也很难说一定会被淘汰。虽然很多人都有“问题已经做完”的焦虑，不过，大多数历史学者依旧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研究工作。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毕竟还是得面对日常的现实要求。作老师的，既要指导学生，又须应付日益严苛的学术评鉴；尚未升等的固然有升等的压力，已经完成升等的，每年仍需达到一定数量的学术指针。至于学生，更是有获取学位的迫切目标。因而，无论如何都得找点题目来研究；实在找不到，也要想办法“填补空白”，或者干脆去把某些已经研究得差不多的题目，进行所谓“系统的”整理。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下，任何学科的系统性总结工作，通常都是由已有相当成就的资深学者来承担，绝非一般新进的初学者所应从事的目标。我怀疑，大陆一些年轻学人所以要选择这类系统整理式的研究课题，或许便和学界所弥漫的“问题已经做完”的心态密切相关。

　　王：近代史研究也牵涉到“学术与政治”这项议题，非但其开创人物相率弃学从政，卷入实际政治，甚至连这门学科的成立宗旨，都摆脱不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罗家伦、蒋廷黻等人当年创立近代史的学术领域时，便有意识地强调要吸取最近的历史经验，以便对中国政治的弊病提出救正的方法。因此，像蒋廷黻对琦善之外交政策的翻案文章，以至郭廷以后来所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所共同关怀的，都不外乎中国处此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应该如何应付这些严峻的挑战。受限于知识生产的特定历史条件，近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似乎与现实政治一直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当前海峡两岸的历史学界，恐怕也不能例外。以台湾而言，不同历史教科书所建构的不同历史记忆、所灌输的不同历史意识，正是统独两派不同政治立场彼此交锋的意识形态战场。大陆方面，或许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譬如，据说最近上海新修的历史教科书，便把从太平天国以至共产革命等近代史上一连串的重大政治事件，统统删略不提，而完全只描述社会、经济、人口等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历史书写，或许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与效应。面对这种发展，作为历史学科的专业工作者，我们应该如何自我定位？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使命感与学术工作的专业尊严之间，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自处之道，来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罗：我并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上海新出的历史教科书我也还没看到，难以置评。不过，我以为，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文化传统，自二十世纪初新的教育学术体制建立后，专业性学者至少已有了存在的空间，可以不问现实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我自认是比较偏向这种所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类型，平常不太关注本学科之外的事务；偶尔扮演一下“知识分子”的角色，大抵也都是因为别人碰触到与史学相关的问题，或是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学生，使学生感到迷惘与困惑。遇到这种情形，我有时会觉得应该表示一点自己的意见，让大家知道还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

　　当然，在报纸、电视等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以“一孔之士”自居，对外界的重大事件与国家前途漠不关心。其实，我很敬佩部分“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现实的热忱，例如农村问题、城市民工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但是有些人所关怀的范围未免太过宽泛，去年大陆某电视台举办“超级女声” 的选拔赛，风靡全国，连史学界里都有人出来撰写文章，发表议论。当时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凡是对‘超级女声’发言的，就是知识分子；不发言的，就是专业学者。”我觉得，现代社会多元发展，像“超级女声”这样的活动，倒也无伤大雅，实在不必劳动“知识分子”大动干戈。

　　今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渐有变成“公众知识分子”的倾向，凡是媒体有兴趣的都愿“参与”，而不管自己是否具有特定的知识背景。我想，个人力量总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也要求细密的分工，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中尽心努力，倒也不失为合理的安排。然而，那些“知识分子”固然不太喜欢专业学者，却又始终要维持“学者”的认同。我倒希望他们能撑起鲜明的旗帜，清晰地划分出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之间的区隔，不要让年轻人造成认知上的混淆。

　　王：你曾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天翻地覆的重要转折点；同样的，八年抗战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也极其深远。可是，两岸史学界对于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虽然做过一点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夷考其实，大抵都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史释”之作，而几乎看不到一部规制恢闳、统摄全局的“史著”之作。所以如此，除了史料不足之外，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干扰，是否也是造成这种缺憾的重要因素？

　　罗：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的学者。这种差异和近代史本身的复杂繁难不无关系，但是，从业学者的更迭频繁，未能持续专注于此，或许也有相当巨大的影响。目前，这种弃学他顾的趋势，似乎仍有不断延续的迹象，近代史研究当然也就更不容易出现能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与著作了。

　　或许与此现象相关，在我同辈或稍年轻的学者群中，普遍抱有一种感慨，认为现在大陆学术界群龙无首，希望能有一些领导人物出现。这种现象，也让我觉得有些不安。其实，“群龙无首”，没有了所谓大师或掌门人，不正是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大好契机吗？平心而论，抱有这种感慨的学者，并不是想回到昔日“定于一尊”，思想划一的年代，只是觉得目前学术界龙蛇混杂、光怪陆离，缺乏一套评骘去取的准绳，因而殷切盼望出现一些众所推尊、一言九鼎的学术共主。据我所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我则认为，真正可忧的，不是“无首”，而是人人自视为“龙”，互不相下；如果真能彼此尊重，道并行而不相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未始也不是一桩可喜的美事。

　　王：所谓“群龙无首”的“首”，有两种不同涵意。一方面，它可以是一个学术社群经由内部的良好互动与合理竞争，遵循一定规范，所自然形成的，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学术权威。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由外部势力强行指派，藉以箝束思想，使学术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政治性领导。你说的“首”，如果指的是第一种，则“群龙无首”的现象或许反映了大陆学术界其实尚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有着明确规范与准据的学术共同体，而台湾学术界，恐怕也是如此，都还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如果指的是第二种，那么，大陆学者的感慨是不是也透露出以往政治力量长期宰制学术，所留下的阴影与后遗症？

　　罗：大陆学界所期盼的群龙之首，大体上指的是第一种。简单地说，他们希望能出现像梁启超那样领袖群伦的人物，对人才的拔擢、学术的品评，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力。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不乏其例，最有名的便是陈寅恪。陈寅恪尚在留学期间，在学术界已颇负时誉，顾颉刚讨论国学的五个流派时，便推崇他为其中一派的代表。事实上，当时陈寅恪并没有任何足以称道的研究成果，只不过发表了几首诗和一封《与妹书》，要是依照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甄选，根本不可能有出头的机会。但是，陈寅恪却能甫回国立刻当上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当然归因于他的学力得到了某些权威的肯定（却未必是外间传说的梁启超本人）。今天大陆学术界良莠不齐，标准混乱，即便设有若干学术奖励，其公正性也未必为众人所共许，因而大家所殷切期待的，也正是那种既能公正无私地识别人才、提携后进，又能树立学术规范、品评优劣的学术权威。这种期盼，当然无可厚非。不过，我个人始终觉得，中国文化一向崇尚“定于一尊”，直到近代，才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定于一尊”的呼声。也许我们应该继承这种近代所形塑出的新传统，更进一步发扬光大之。

　　王：那么，史学界内部的学术评鉴是否可能建立一套比较客观公正的机制？在台湾，这种机制始终难以确立，在大陆，情形又是如何？

　　罗：依我看，恐怕也很困难。目前学术界所面对的，以量化为标准的评鉴压力，主要来自各机构的领导部门。例如，北大现行规定便要求教师必须在一定年限内升等至一定职级，否则便只有离职一途。这种办法，当然有其正面作用。在此之前，学术界里往往有些人以修成“大家”自期，可是花了十年工夫，却连一篇小文章也没发表过。现行规定，至少可以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过，流弊所及，却不免让新进的年轻学者为了应付升等与评鉴在时限与数量上的严格要求，只好尽量求其速成，而不敢去碰触耗时费力的大题目。要是全校，乃至全国，都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大概便永远无法期望学术界会有大师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做历史的人，超过一定年纪，或许在史识与功力上会有所积累，但是，与此同时，那种年轻人特有的大胆突破的锐气，大概也都消磨殆尽了。对于学术的创新而言，这种锐气实为弥足珍贵的重要凭借。如果年轻学者都困于功令，只敢从事谨小慎微的研究，等到他们应付完升等之类的要求，恐怕也颇有年纪、锐气全无了。如此循环相继，整整一两个世代的学术界，或许都没有办法出现重大的突破与贡献，而唯有寄望于不为制度所羁绊的不世出天才了。

　　另一方面，在这种学术体制的桎梏下，学术界的学术品味也会逐渐趋于僵化，纵使个别学者偶有较具原创性的构想，也往往甫行提出，便遭负责评审的学者扼杀抑制，很难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深觉像我这样年纪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具备容忍异见的宽大胸怀，遇到自己不欣赏的研究题目，更要格外谨慎，反复酙酌后，再下否决性的判断。总之，举凡带有开创性与创新性的事物，通常都与当前流行、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多少有点扞格不入。大陆学术界现在似乎并不鼓励这样的尝试，这对日后的学术发展，未始不是一项严重的隐忧。

　　王：你在大陆史学界，可说是资深的学术权威了。对于两岸年轻一代的学者，你有怎样的期望？他们将来的发展，是否有比较乐观的前景？

　　罗：学术权威谈不上，老教授倒是名副其实。理论上，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辈的成就总会超越年长的一代。或许发展到某一阶段，大批杰出人才同时并起、引领风骚，也不无可能。总体来说，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其实，因为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研究近代史，相对而言，要比研究古代史更少乐趣，如果不抱持着一点理想与希望，恐怕很难维持继续探索的动力。当然，截至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种璀璨前景的明显端倪。

　　王：你的治学取向，一向强调历史的多样性，既重视社会与文化、思想等不同因素的交叉互动，也非常注意传统与现代的杂糅融会，这当然是与你求学过程所养成的寛阔视野密切相关。那么，依据这一标准，你对目前大陆史学界一般同道的长处与短处，会有怎样的评估？

　　罗：中国近代有一项特色，便是既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又受到现代西方的巨大冲击，因此，如果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的话，自然会对了解近代中国有着很大的助益。但是，中国大陆以前培养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对于时间的断限非常坚持，做近代史(1840-1919)的人基本上不看1919年以后的材料，做现代史(1919-1949)的人则不看1919年以前的东西。最近虽然有些人主张打破这样时间界限，把近、现代史打通成一片，从1840一直做到 1949，甚至往上追溯到晚明，不过，这样的呼声毕竟还不很普遍。因而，我以前的一些同事，他们的长处就在于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一段的基本史料，都相当熟悉。比如一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对与辛亥时期有关的材料与著作，大概都读得很多，掌握得相当完整。这当然有其优点，可以把问题做得更深入。可是，他们往往对以前和以后的东西不很关心，不愿多看。总体地算下来，这种做法还是相当吃亏的。有些同事申请了研究课题后，常常严格地集中在此一课题上，不遑他顾。这样一来，一个课题做完就完了，等到做下一个课题时，又要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不但耗时费力，也难以在学术上有所积累。可以说，现在大陆史学界有一部分学者，特点是目不斜视，只关心跟自己研究有关的问题，其它的一切，概不注意。这样的好处，当然是对所研究的主题观察入微，看得清清楚楚，坏处则是不免见树不见林，不能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放进更大的时空脉络。这样一来，或许比较无法了解历史的整体面貌，也不易掌握它的意义。

　　王：你说的这种情形，在大陆史学界普不普遍？还是只是个别现象？

　　罗：这情形以前可以说相当普遍，这也是当年的学术体制所造成的结果。大陆学术界里，各门学科的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学会每年都会召开多次学术会议，学者为参加会议、发表论文，研究的重点也就会慢慢被引导到特定的方向。而大陆的近代史研究，却有一项特点，那就是近代史本身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学会，而是分成三个不同的学会：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与辛亥革命学会。如此一来，自不免导致一种偏颇的现象：这三个专题之外，中国近代史上其它问题便很少有人问津，例如太平天国之前的历史，如鸦片战争史，除了茅海建等少数学者，几乎无人关注。另一方面，即使是研究这三个专题的近代史学者，也往往只关注单一的对象，不暇他顾；例如一些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便只注意二十世纪初短短数年的历史，既不看此前不久的戊戌变法，也不管民国成立以后的变化。这种特别的学术体制，未必是有意的设计，当初所以只成立这三个学会，虽然多少与这三段历史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高潮有关，却也很难说一定是出于某些人特定的预设。多年来，大陆史学界其实也不断有人努力想把这三个学会合并成一个整体性的近代史学会，却都没能成功。这种体制当然也有其长处，唯流弊所及，却不免进一步强化了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集中化、狭隘化的趋势。

　　王：两岸数十年来的史学发展，长期都处在“追随西方”的风气支配下，以致一代一代的学者，彼此取径不同、问题意识迥异，很难形成学术的积累与传承。你认为，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重建中国史学的“学统”，树立本身的自主性？

　　罗：其实，许多前辈都曾经提到过一些重要的方向。如李济从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在美讲学，便反复强调语言能力的重要。他认为，多懂一种语言，便能多增加一种思维方式。当然，李先生讲这段话的用意，多少是劝诫西方学者一定要先精通中文，才有能力来研究中国。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学者能用中文以外的语言来思考中国，一定也会对平素习以为常的事物，得到许多不同的认识。目前海峡两岸年轻一代学者所掌握的外语能力，一般而言，要比年长一代强得多。我深切盼望，这种多语思维的能力，能有效运用于对史料与史实的深入理解与诠释，进而产生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傅斯年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这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十分重要却常遭忽略的话。他指出：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对于文字审求、文籍考订等方面，永远一筹莫展。我个人以为，傅先生这种说法，或许稍嫌武断。如今天一般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字典籍的理解，连传统三家村学究的程度恐怕都赶不上，则我们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究竟比外国学者强多少，恐怕还是未定之数。不过，整体而论，中国学者理解与诠释中文史料的能力，大致还是比外国学者更有利的强项。傅斯年后来在史语所里聘用了严耕望、王叔岷等青年学者，也大力提拔了四川的王利器等人。这些人，特别是二王的研究取径，大致都是以基本文献的考订解读为主，与史语所强调动手动脚到处找寻新材料的主导性学风大异其趣。由此可见，傅斯年在与西方学者竞争“东方学之正统”的努力过程中，虽刻意借镜他人所长，鼓吹史料的扩大与征集，却也并未弃己所长，疏忽了文献典籍的解读与诠释工作，也就是他后来说的以“全汉的问题”来“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

　　我以为，研究历史，不但要深入阅读史料，更要设身处地，尽力从当时人的想法与关怀出发，来产生出真正的问题，也就是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要在提问之际，改变自己的意识，以返回到活生生的过去。在此一层面上，李济所主张的双语或多语思维，与傅斯年所谓史料文献的解读必须仰仗文化传承的助力，都可说是确凿不移的精当之论。陈寅恪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如果我们能掌握本身特色、发挥所长，努力不懈，长此以往，必能获致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多的贡献。

　　王：发挥我们自身的特色与原创性，当然是大家所共同期待的目标。但是，这种境界毕竟有待于个别学者的天才独造，而无法依靠刻板的规划与设计来达成。由此而言，当前两岸的学术体制，似乎都只有抑制个人才具充分挥洒的负面作用，就像是传统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负才不羁的狂狷之士，若非俯首下心，与现实妥协，往往蹉跎不遇，备受摧折。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实例？

　　罗：我虽未亲眼目睹，想必总有这样的实例。两岸学界目前这种计时程功，以量化为准据的学术评鉴制度，即使不刻意压抑天才，这些人恐怕也只能主动束手就范，否则便随时有出局的危险。不过，我倒不以为近代以来备受抨击的八股考试太过抑制人才。其实，传统的诗文格式如八股文、律诗等，其共通的核心旨趣，正不外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亦即要求我们在一定的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这种办法，理想与否，我不敢妄下论断。但是，就像体育竞赛一定要有大家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一样，治学为文也要有固定的章法，才能决定胜负、衡量优劣。而一有规则章法，自然免不了设下若干限制。人才之崭露头角，便是要在特定章法与规则的局限下，犹能别出心裁，有所创获。把人才沦胥全然归罪八股，严格而论，未尽公允。事实上，正反之说都可以找到统计学上的有力依据。我们很容易举出诸多例证，坐实八股埋没人才的罪名；然而，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前后凡数百年，其间却也是人才辈出，美不胜收，像近代史上的曾国藩、蔡元培等人都出身场屋，难道就不是人才？再如16岁就考上举人的梁启超，毕生著述不下数百万言，更是不世出的豪杰之士。可见八股未必就是一般所指埋没人才的祸源厉阶。当然，这其中也有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每逢思想解放的时代，法度宽松、崇尚新意，才智之士自由表现的空间也就比较开阔。不过，长远观察，对于法度的重视，还是比较契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杜甫的诗句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雪岭千秋，浩浩茫茫，却依然需要用一扇窗户框起来，否则便不成图景；反过来说，虽尺幅之窗，而千仞之山、四时之雪尽纳其间，可供挥洒的天地，也不可谓不大了。我所说的法度与创新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记念刘和珍君〔1〕

—————————————————————————— —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 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 “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 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 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 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 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 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 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 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 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 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 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 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 ，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 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 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 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 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 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 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 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 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 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 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 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 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 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 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 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 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 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 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 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 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 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 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 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 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 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 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 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 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 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 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 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 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 》半月刊。〔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 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 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 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 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 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 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 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 四句。 　　

介绍文革中被红卫兵第一个打死的女教师卞仲耘的，值得一看，导演是胡杰，他还拍过《寻找林昭的灵魂》，相信大家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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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长假。出门满眼的人就堆到面前，想找个清净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无他，去书店吧。

    本想坐车，一看那万人如海的架势就令人生畏，径直从新街口走到了广州路。走进新时空书场先愣了一下：没走错吧？怎么成了悦读书坊？上去一问，原来年初的时候新时空书场已经不做了，这里由悦读书坊接手经营，换的真快。无论如何，读书的氛围很浓，这就够了。好久没来啦！

    上次逃回南京是去年十月，又是半年过去了，新书出的已经目不暇接：原来基本上三天来一次，所有的新书基本能够“眼到”，今日则无颜以对。不过还好，扫过一遍还是看到很多好书，《伶人往事》就是其中一本。作者章怡和已是尽人皆知的作家，她的成名作《往事并不如烟》是我04年最喜欢的书之一，书中伤亡悼逝的遗民心态和简洁干净的行文风格都甚获我心。去年新出的这本继承了作者的一贯风格，只所写由政治人物转向舞台“戏子”，不过字里行间仍透出对文化衰落、艺术消亡的哀伤之情，凭吊和伤怀之气溢出纸面。我喜欢这种感觉。

    大概自己也是对传统有深切怀念之人吧。

 下面是章书序言，共飨。

  我在剧团被管制多年，丧失人身自由的日子也是从剧团开始，可算得尝遍酸甜苦辣。然而，舞台和艺人始终是吸引我的，这吸引力还很强烈：看了电影《霸王别姬》，自己就想去编个“姬别霸王”；读了小说《青衣》，也想去学着写个中篇。连题目都想好了，叫“男旦”。
    过去看戏是享受，是欢乐。而这些自以为享受过的欢乐，现已不复存在。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费，一方面是生活走向审美；另 一方面是艺术消亡。当然，我们的舞台仍有演出，演新戏，演老戏或老戏新演，但大多是期待而去，失望而归。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 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京剧、昆曲，我以为自上个世纪以来，整个文化是越来越迷失了方向。数千年积淀而成、且从未受到根本性质疑的中国文 明，在后五十年的持续批判与否定中日趋毁损。去年，北京编演了一出有关梅兰芳生平的新戏，仅看电视转播，便惊骇万状。去圣已远，宝变为石。晚清人士面对华 夏文明即将崩塌之际，曾发出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呼，何以如此悲绝？或许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所言：“他们已经明白‘现代’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摧枯拉朽，远甚于改朝换代的后果。这也间接解释何以民国肇造，有识之士尽管承认势之所趋却难掩一股强烈的失落感觉。他们在民主维新的风潮之后，看到一片庞大的文化、精神废墟。‘凭吊’成为时代的氛围。”如此看来，京剧《梅兰芳》的演出也许是成功的，倒是个人的观剧心理出了问题。
    文化上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早已不堪闻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谁都难以成为独立苍茫的梅兰芳。从老宅、年画到京 剧、皮影，任何对民间文化艺术的振兴、弘扬似乎都是一种憧憬或空谈。东西方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交融、互补，而某些方面则完全是对立、冲突。几个回合下 来，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正以令人炫目的方式走向衰微。其从业者只能在背弃与承续、遗忘与记忆之间寻求折中之策、苟且之法。这大概也算得是文化现代性之两 难的生动显现。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可做？恐怕有朝一日，中国舞台真的成了“《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当然，继承传统文化的难题也非中国所独有。
    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时代的潮汐、政治 的清浊，将其托起或吞没。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保持并贯通始终。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 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这书是记录性的，是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故着墨之处在于人，而非艺。知道的，就写；知道多点，就多写点。即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书中的叙述与诠释，一方面是为我的情感所左右，另一方面也是我所接触材料使然。某种程度的偏见是有的。我喜欢偏见，以抗拒“认同”，可怕的“认同”。
    书名就就叫《伶人往事》吧。和耀眼的舞台相比，这书不过是一束微光，黯淡幽渺。每晚于灯下忆及艺人旧事，手起笔落间似有余韵未尽的怅然。它和窗外的夜色一样，挥之不去。
    有人说：你写的东西，怎么老是“往事，往事”的？是呀，人老了，脑子里只剩下“往事”。历史，故事矣。故事，历史矣。我们现在讲过去的故事，要不了多久，后人也会把我们当作故事来讲述。恍然忆及从前逛陶然亭公园的情景。初春的风送来胡琴声，接着，是一个汉子的歌吟：“终日借酒消愁闷，半世悠悠困风尘……”
    我听得耳热，他唱得悲凉。

偶然间想起大三时写的学年论文，就贴在下面吧。虽然是在高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但文中的疏忽和责任自然由我完全承担。

                    革命的记忆与记忆的革命

                             ——从雨花台烈士陵园看如何建构民族记忆

                  （南京大学历史系   210093  南京）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建设初衷、具体布局、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从中梳理出陵园背后的深层文本，最后通过考察观众的留言以及受到的影响，说明烈士陵园是如何建构民族记忆的。

关键词：革命    民族解放     记忆   建构

一、        绪论

如果说史实是客观的，史书是带有主观色彩的，那么记忆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记忆既不同于史书记载，更不同于史实，它是通过持续重复的暗示和回应在人们脑中完成的关于过去历史的一幅图景。除非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一般大众的历史记忆，无论从内容到方式都会受到社会倾向的强烈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夹杂在记忆中的感情因素，也会在不断的暗示作用下，逐渐影响到个人。

个人的记忆通常是与其自身的经历、兴趣、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但如果经过有意识的引导，则个人记忆可以表现出很大的“同质性”，而大规模的“同质性”记忆，往往成为群体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一旦千千万万的个人对特定历史的记忆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同质性，则这种记忆就上升为一个民族的民族记忆。

二、        雨花台的建设初衷和具体布局

1988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

1996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国家教委等六部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7年，雨花台烈士陵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96年，南京市政府批准《雨花台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将雨花台风景区定位于“一个主旋律，两个功能”，即爱国主义主旋律和教育、游览功能。

雨花台位于南京城南中华门外1公里处，由东、中、西三岗组成。东岗即今雨花台名胜古迹区，因东晋豫章太守梅赜曾屯兵于此，故又称梅岗；中岗称凤台岗，即雨花台主峰，为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区；西岗为菊花台，又名石子岗。相传南朝梁高僧云光法师曾在此处讲经说法，感动上苍，竟落花如雨，雨花台因之而得名。

在1927—1937国共对峙的十年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批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被国民党在这里杀害，建国后，南京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1949年12月12日做出了兴建雨花台烈士陵的决议：[①]

    南京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修建烈士陵决议

    国民党匪帮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南京的22年中，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屠杀了无数中华人民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其中雨花台尤为众所周知先烈慷慨就义场所。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为追念先烈不朽业绩，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因此本届会议决议在雨花台修建烈士陵园。

    ……

1950年1月24日，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柯庆施批准了“组建南京市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同年6月29日，正式成立了“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筹备委员会”，8月，在筹委会的领导下，又分别成立了“南京市兴建雨花台烈士陵筹备委员会办事处”和“筹委会设计委员会”两个办事机构，筹委会设计委员会负责对陵园总体规划和设计。同时，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登载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烈士资料的启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绿化，现今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共占地153.7万平方米，形成了以纪念碑、纪念馆为中心轴线的纪念建筑群。

北殉难处位于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北部，是1927—1937年国民党集中杀害共产党人的地方。1979年，在这里首先建立了北殉难处烈士就义大型雕塑，由上海、广州、杭州、北京、南京等地的雕塑工作者共同创作，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亲临指导。雕塑高10.3米，宽14.2米，厚5.5米，由大小179块花岗岩石拼装而成，总重量1300多吨。雕塑造型庄严凝重，刚毅不屈，再现了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

纪念碑位于中轴线北端，1986年破土动工，1989年落成，由齐康设计规划。全碑分为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高42.3米，寓意南京解放纪念日（4月23日）。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背面为江苏省暨南京市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其辞曰：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英勇斗争，壮烈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在纪念碑的东西两侧的碑廊，有180块黑色花岗岩碑刻，总长144米。东碑廊镌刻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西碑廊镌刻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三篇著作共47043字，有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欧阳中石、刘炳森、萧娴、费新我、武中奇、尉天池等36人书写。

纪念馆是一座两层仿古建筑，由杨廷宝[②]设计，1984年4月动工，1988年7月1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全馆面积5900平方米，中堡高26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49米，重檐翘角，气势宏大。除了花岗岩墙面，白色大理石窗框，正门上还有邓小平题写的馆名以及花岗岩雕凿的“日月同辉”图案。馆内分为10个展厅，共2000平方米，陈列着127位烈士的遗著、信件、服饰、以及日常用品等革命文物620余件，历史照片450余幅。这些烈士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国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许包野、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施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委洪灵菲、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刘少奇夫人何宝珍等。

此外，在纪念馆与纪念碑之间有倒影水池、“缅怀”纪念雕像、纪念桥等建筑。倒影水池南北两端的照壁上用汉、蒙、藏、维、壮五种文字镌刻着《国际歌》与《国歌》。水池南端广场的东西两侧竖立着“缅怀”雕像，左边是“战士”，右边是“母亲”，每尊雕像高5.5米。广场南面是跨越雨花湖的纪念桥，桥长103米，宽12米，桥两侧有1米宽卧式花岗岩坡面栏杆，镶嵌有24只直径1.02米花岗岩雕刻的花圈。

纪念馆南面山坡上有座花岗岩砌成的忠魂亭，亦由齐康先生设计，1996年7月1日落成。此工程由忠魂亭和忠魂广场组成，亭高8.3米，宽5.8米，忠魂广场建有“思源曲”水池和“忠魂颂”浮雕。

三、        建筑的风格与理念

如前所述，个人的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倾向的强烈影响，而记忆的方式和内容又常常被社会所决定。烈士陵园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则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回忆方式以及与具体内容相联系的感情倾向和价值判断，因此，梳理一下建筑的风格和设计理念就有相当必要了。

从陵园北部的群体雕塑到纪念碑、纪念馆、碑文、碑廊铭文以及广场建筑，笔者认为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宏大主题的叙事方式和建筑的象征风格。如碑文所载，这里纪念的先烈，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优秀儿女”，他们的事迹谱写了“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和精神动力。宏大叙事的特点是简洁明了，但却对历史的多重面像有所遮蔽，近代中国的确面临着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两大主题，而在宏大叙事模式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主义信仰、执政理念而分庭抗礼的历史事实则极易被忽略。此外，陵园内建筑的象征意义也颇值玩味。除了北部的群雕象征着无数英勇就义的烈士而外，忠魂广场的两侧还有“战士”和“母亲”的雕像，一方面说明革命群众踊跃的将儿女送入革命军队，革命军队与革命群众是“鱼儿离不开水”；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了当年的浴血奋战与现今的新中国的“母子关系”。如果说这还是比较隐晦的，那么“忠魂亭”、“思源曲”就通俗易懂多了。饶有趣味的事，在雨花台扩建的过程中，为有明一代忠于前君，不肯替朱棣草诏篡位而终被车裂的方孝孺重修墓地，以彰其“爱国情怀”，但“忠君”与“爱国”似乎难以画上等号，而即就是臣民时代的爱国与公民时代的爱国也有质的不同，此举何谓也？

二、塑造人物形象的模式化与脸谱化。如上文所述，在宏大叙事模式的支配下，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单一性和平面性。拿北部就义的群体雕像而言，无论男女，表情、体态都如出一辙，刚毅、坚定、无我与献身几乎成为所有雕像的共同主题。不仅此处如此，其他革命纪念馆亦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不计个人得失，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这说明在宏大叙事模式中，个人的主体性让位于革命的主体性，个人存在的价值让位于革命的价值，并且革命具有最高的价值。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颗“螺丝钉”，被安排在革命需要的地方，为一个共同的信仰而奋斗。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雕像不代表任何具体的个人，而是从千万牺牲就义的烈士中抽象出来的“革命先烈”。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只需要一个版本，其他的如法炮制即可；人物形象的表情也只需要一个脸谱，因为其角色早已在革命的叙事中预先设置好了。

三、以共产主义为旗帜、民族解放为内容的设计理念。无论是从纪念碑碑文还是从碑廊铭文中，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的身影。其实，民族解放始终是与建立独立国家相联系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合价值。因此，在陵园的设计理念中，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就编织成了一条鲜明的主线。除碑文以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倒影水池照壁上镌刻着的《国际歌》与《国歌》。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究竟不同，是追求普天之下莫非共产的大同世界还是各自为政的民族国家？是以宗教般的主义信仰为外交活动的唯一准则，还是以世俗的国家利益为圭臬？此间有价值分裂焉，为一般观众所不察。至于用五种文字镌刻则是对其他民族的记忆进行同样建构，以达到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政治权威的肯定。

                       四、观众的反应

记忆的建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陵园的设计与建造即便再苦心孤诣，也只是完成记忆建构的第一步——暗示，它必须通过影响观众的思想意识才能最终完成，而作为记录观众反应的留言簿，则真实再现了观众参观后思想意识的原生态面貌。

从留言簿的记录来看，参观者多为大、中、小学的学生，工人、职员、军人、教师以及烈士后人，现将2001年7、8两月以及2002年1、3两月留言簿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留言摘录如下：[③]

    一、人的一生也许会有很多人和事让你为之感动，而能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却不会很多，今天的学习，无疑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促使我努力学习，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贡献终生！

                                  武汉     汪××              01年7月

二、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广州     邓×                01年7月

三、牢记国耻、振我中华。

                              武汉     周×、周××        01年7月

四、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建设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湖北中医学院     蒋××      01年7月

五、面对历史，我们更应有一份思索，多一份责任，作为军人，我们更应珍惜与护卫这一切。

                              敦煌      许×               01年7月

六、共产党是太阳，我们要跟着太阳走。

                              李×                         01年8月

七、我才知道中国（国）民党以前太残忍了，永远记住血的教训，为和平祈祷，告为（慰）英烈。

                               宝鸡某子校     白×         01年8月

八、将来一定要带我们的孩子来这里。

                                周××                     02年3月

九、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永远记住烈士们的事迹，继往开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奋斗终身！

                               南农大某学院    霍××      02年3月

十、今天的江山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后人要好好珍惜！

                      73岁，曾参加解放南京     薛××      02年3月

十一、这个地方真是太好了，彻底的揭移（露）了当时国民党的暴行，如果当时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杀光那些侵略者。

                                王康中学        杨×       02年3月

十二、深受教育，这才发现，自己的思想是如此渺小，提高觉悟吧！

                                 俞××                    02年1月

这些留言的共性是深为烈士的事迹感动，并且珍惜今天的生活，奋发进取，以慰英灵。但内容的侧重又各有不同，笔者试从其不同之处将留言分为三类：

一、偏重于爱国主义。这一类的突出特点是有做好本职工作、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以及想将对烈士的感情传输给下一代的道德自律情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④]”与“自己的思想如此渺小[⑤]”形成鲜明对比，观众通过对比和自我否定，产生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愿望。大致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一、二、五、七、八、九、十二条留言。

二、出现指认错误。把内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峙误认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冲突。这一类最明显的标志是将国共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死难的烈士，误认为是在民族战争中牺牲的，或是有意无意的将国民党等同于侵略者。在大陆建立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模式中，对受难史、痛苦记忆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在同为痛苦记忆的两党对峙和两国交战中，出现指认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大致属于这一类的有，第三、十一条留言。

三、偏重于“思源”和爱党。“思源”主要体现为对当今生活的珍惜，和对烈士的缅怀，爱党则更进一步，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极大的崇敬和信任。属于这一类的大概有，第四、六、十条留言。

纵观这十二条记录所反映的信息，与陵园的建筑风格和设计理念若合符节。在建构历史记忆的过程中，运用文字、雕塑、图片和各种遗物，为观众打开了一幅特定的历史画面，在画中，革命是一层永恒的底色，铺展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在这层底色上谱写“革命史上的英雄篇章”，整幅画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可歌可泣之处亦不少，壮观宏大而风格统一。观众在这幅画面前，接受各种文字、雕塑、图片和遗物的暗示，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十分自然流畅的建构出自己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记忆里，“革命与爱国”相联系，“忠魂与思源”相联系，“思源与爱党”相联系，“江山与鲜血”相联系，“崇高与渺小”相联系，通过一系列的联系和对比，极大地增强了对“历史”的认同感，并且这种认同感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排他性，一旦建构完成就很难改变。这种记忆，笔者称其为“革命的记忆”。

不惟有“革命的记忆”，亦有“记忆的革命”在焉。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⑥]”的宏大叙事模式中，往往强调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向度，却忽视了两党对峙、争雄的历史事实；同是宏大叙事，往往强调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族主义的方面，却忽视了社会改造、个性解放——民主主义的方面，而民族、民主问题，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反观留言簿，观众对“民主自由”所暗示的民主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诚可谓意料中事。也难怪，观众来这里之前就已有了“接受教育”的自我暗示，现在接受了“革命教育”，有了形诸留言的“革命观感”，不亦宜乎？

参考文献：

1，《紫金岁月》，1999年增刊

2，《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概览》，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 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1998

助学企划书

尊敬的***先生：

您好！

我们是南京大学第四届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11名志愿者，于2006年8月至2007年7月在陕西省华阴市志愿服务。我们在工作之余走访了当地数个贫困村和中小学，实地考察了学校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家庭状况，深感应当尽最大努力帮助这些在困难条件下仍不懈奋斗的孩子走出学习中的困境。为此，我们实地采访、拍摄，自发组织了这次助学捐助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获得了多个政府机关的大力支持，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多家新闻媒体愿为我们的活动进行跟踪报道。他们是：

政府机关：共青团中央、陕西省团省委、江苏省团省委

陕西省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华阴市委、市政府

新闻媒体：江苏省电视台、江苏教育台、陕西省电视台、渭南电视台、华阴电视台

扬子晚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现代快报、渭南日报、华阴日报

共青团西部计划网站、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等

素闻贵公司不仅在商界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在公益事业方面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堪称表率。因此，我们特地邀请贵公司加入这个助学计划，为西部的孩子们提供助学基金或实物捐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为克服以往公益捐助重一次性捐助、轻长效管理的弊病，针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我们提出了四套备选方案，尽最大努力为贵公司的资金负责。当然，贵公司也可以提出另外的助学办法，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助学愿望。

 
方案一：委托专业基金会管理

        爱德基金是国内著名的专业慈善基金会，总部设在南京，在西安设有办事处。迄今为止，我们与爱德协商结果如下：南京大学第四届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队在收到资金后，与资金单位联合挂名，建立“xxx—南京大学西部计划爱德助学基金”；爱德基金会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定期向贵公司和南京大学团委出具财务报告和开支项目表，并每年收取10%的管理费用。

        所得资金将用于贫困学生的资助和为学校购置书籍、电脑等学习和教学用具。受助对象的选拔标准见附件。

 
方案二：由南京大学团委委派专人管理

南京大学第四届大学生西部服务队在收到资金后，和贵公司联合挂名，成立“xxx—南京大学西部计划助学基金”。出于保值的考虑，资金将被直接存入银行，设立单独账户，受助金从该独立账户划拨。基金建立后，南京大学团委将从校团委中选拔专人对基金进行管理，管理基金所需费用将从账户利息中扣除。校团委每季度将向贵公司详细告知基金使用状况，贵公司有权在任意时间要求查验基金运作情况。

与方案一相比，可以省下每年10%的基金管理费。

 
方案三：建立由企业命名的希望小学

        如果资金足够充裕，贵公司可以选择建立希望小学。华阴市依傍华山而建（华山景区旅游公司隶属省政府直辖，因此华阴市财政收入依然十分有限），每年到此观光旅游的游客有数十万之众，贵公司在此建立希望小学，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大大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此方案得到华阴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一致支持，并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前两个方案相比，建立希望小学不仅受惠面广，同时可以有效地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希望小学建成以后，将纳入当地教育系统，由当地教育局进行管理，保证希望小学健康有序的运行。

 
方案四：由贵企业自主选择捐赠书籍、电脑或其他学习物品

    西部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一样，都有一颗求知的心，也都渴望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却相当匮乏，从最基本的学习参考书到一般的科学文化读物都不曾过眼。对于在全国东、南部分地区相当普及的数字化设备，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希望贵公司能考虑为西部的孩子捐助一些实物，包括书籍、电脑和其他学习用具，使他们在和外面的孩子竞争时（如果不是什么奢求的话），更公平一些。

关于我们的身份，您可以致电：

南京大学团委 （025-xxxxxxxx）  或

陕西省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029-88412005)  进行查询。

这是我们2006年7月26日在西安出征仪式上的合影。

另外，附件中有实地采访后制作的ppt以及《受助对象选拔标准》，供您参考。

我们怀着一颗真诚的心给您写信，期待贵公司能伸出援手，帮助一下西部的孩子！如贵公司愿意帮助西部孩子或您对此计划还有任何疑问，请您回复此邮件，或与下面两位同学联系：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此致

敬礼！

                                              南京大学第四届西部计划服务队

                                                     2007-1-22

　　参加西部计划马上半年了，自己也曾思索——作为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我到底能为西部带来什么。响亮的称号、光荣的使命、崇高的精神、伟大的奉献，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宣传词语，对我对西部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来陕的512名志愿者，绝大多数分配到各种基层单位，包括法院、检察院、档案局、街道办、市委各部、团委各部、金融、医疗、消防、新闻机构等等，实际上沦为各单位的免费劳动力，除了能分担基层单位公务员的份内工作以外，几乎不能为西部做任何贡献。为西部服务也就十分自然的成了为西部公务员服务！这恐怕是大多数志愿者始料未及的吧？

　　今年的志愿者有自己的QQ群，作为管理员之一，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新加入的“志愿者”。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并非是512名在岗的志愿者，而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极欲为西部做点什么的热血青年。我不得不说，他们的热情在在使我感动。他们很想为西部做点什么，但在目前的招募体制中，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志愿者，满腔热情只能在群里发泄；不过有时我也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为西部服务实际上就是为西部的公务员服务，他们还会有这种热情么？如果说不，那是诛心之论，我不能做出这么想当然的判断。但是缺乏透明的新闻机制，他们根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从而难以做出审慎而明智的选择则是毫无疑问的。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有一部分人仅凭一时冲动踏上了这条船，开船不久便大呼上当，想下船时却发现为时晚矣。

　　我并非随波逐流之人，也不是愤世嫉俗之辈。我唯一满意自己的状态是没有停止思考，没有让身为“公务员”的我站在公务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保持了知识人的独立人格和超越性思考。在基层的这种经历，拓宽了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增强了把握历史和现实敏锐感和立体感，如果这种积累能够对自己未来的研究有所助益，是否也能算是另一种曲线救国？

　　九月底到十月初，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搞election，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且实地观察了中国基层农村的民主情况。

     行政村W有200余户，共1000多人。办事处作为它的上级管理机关，组织并监督了这次村长的election过程。因选举需要独立的选票填写场所，所以将选举放在当地的小学举行。我和本办公室的同事在第二小组，负责W村二组的选票发放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在选举过程中闹事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每次选举都会要求当地派出所出动警力通力协作，以确保选举的顺利举行和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事后证明，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全村18岁以上的成年人，无论老少，除去外出打工的和不在家的，都参加了这次投票。遇有不识字的老人，则由办事处工作人员按当事人意愿为其填写；整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但还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在选举尚未开始之际，一个很二的愣头青，在袖子里藏了一根不算细的钢筋，来到学校现场，大呼办事处一同事的姓名，说着便把钢筋抽了出来，在地上狠砸两下，就开始怒气汹汹的叫骂，好在当时所有警力都已全部就绪，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在得令后一跃而上，将其摁倒在地，夺下其手上的钢筋，随即摁出了学校看管起来。事后得知，他是为办事处那位挨骂的同事处理他姐姐的一起案子怀恨在心，但具体的孰是孰非却不得而知。

　　后来才听说，当地选举贿选成风（也算是拉选票），此次当选的村长就事先给每位参加投票的村民发放了10元钱的赞助费，听同事说，他这次由于竞争对手没有出马，所以才得以每人10元钱搞定了选举。有些村子由于二虎相争，发放的赞助费节节攀升，以致很多人花了10多万并未当选也不算稀奇。在基层农村，村长和支书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整个村的财政、物资和村属企业都受其支配，尤其当村长和支书一身挑的时候，更是可以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因此村中的能人才不惜一掷千金欲购之掌中。

　　办事处的一位领导介绍说，这也是农民致富的一种方法，当地农民觉得两三年搞一次选举太慢，最好年年搞，那样年年有钱拿。并用陕西话的顺口溜介绍了基层政府眼中当代农民的新形象：

　　有吃有喝不靠你，打你骂你不怕你，有了事情就找你，解决不了还告你。 　　……

     在tuanshengwei干了两个礼拜就离开了，回想一下，似乎仍有些东西值得一写。

     七月份当我还在盐城逍遥之时，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短信，问我是否愿意在tuanshengwei工作，我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想一想。或许大家已经猜到了，给我短信的陌生人就是我前文屡屡提及的Y师兄，上一届留在tuanshengwei的志愿者。

     几经权衡，我还是决定先留在tuanshengwei，因为这样几乎可以周周回家，西部志愿也就无异于西部休养了。不爽的是，TSW想必事务繁多，本来安排的看书时间就要大打折扣，但想想任何事情都必定有弊有利，也就无所谓了。达到西安后，我们被安排在人民武装学校进行培训。培训的伙食很差，对相当一部分第一次接触西部的同学来说，不啻是个下马威。好在时间不长，三四天而已。我和大家一起培训了一天就直接到宣传部报到，不必再参加烦琐絮叨的各种“课程”。

     培训的三天，Y师兄几乎把自己一年来的感受和西部计划的各种信息都悉数告之，让我在瞬间接受了他一年的功力。大概在培训的第三天，得知26号的出征仪式将有省上领导出席，并且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见面会，当然，是挑选往届的优秀志愿者参加，而我作为唯一的新志愿者，也躬逢盛宴。

     我对于参加会见的其他志愿者是相当陌生的，不过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用我所不具备的精神、毅力和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相当感人的事迹。比如安排会见的第一位志愿者（共十人；三人发言，我垫底），徐州师范英语专业毕业，他被分配到一个乡镇的中学教书，对学生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并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他一年服务期满后，由于学生和家长的苦苦哀求，他竟然延长了服务期，继续干了一年！在他住的破房子里，经常堆着学生硬送给他的各种蔬菜、水果，对此，他更坦言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由于他的辛勤努力，他所带班的英语成绩在整个区县名列前茅。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曾经随采访队到过他的住地，并动手帮他缝补起了破旧不堪的门帘。……他生活的境遇是可想而知。虽然这样，他仍然用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帮助当地更困难的学生，真是一名难能可贵的志愿者。由于出众的表现，他多次被表彰和奖励，更有十数家媒体采访了他，他的事迹也在志愿者中广为流传。为此，他做过不少场的报告会。

     但在见面会的彩排过程中，我发现他有点主动宣传自己的味道，几次的彩排，总有一句话不忘，那就是，“十数家媒体曾采访了我”。这次的领导见面会，他也一仍其旧，并且很不自然的挤红了眼睛，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假——尽管他真的做出了让许多人为之动容的事情。估计是报告会做多了，说辞也相当老套，但尚不失朴实的色彩。我们的政府通常乐于树立典型，有了典型就要宣传典型，职是，邀请典型作报告就成为用烂了的恶俗手法。这种吹捧英雄的作法，固然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但也极容易使英雄们无限自我膨胀——这对他们心灵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伤害！难道英雄不需要我们更加关爱么？另外，这也颇能透露出我们政府不相信平凡的一贯做法，似乎简单的故事、平凡的人物就不能感动我们？自己一贯英明神武还嫌不够，自己选出来“立言”的人，也必须成为近似神明的圣人。君不见，多少平凡的“圣人”就这么在聚光灯下被活活烤焦，又有多少“圣人”就这么被折磨的丢了凡人的心态。

     …….

     第二位发言的志愿者显然和第一位是两个极端。第一个身经百战临危不惧，不仅在发言中应对自如，更是声泪俱下，极欲感人肺腑；第二位则肯定是被这种场面吓住了。此时不仅有省上领导、团省委领导在座，更有22个县市的市委副书记，加上旁听的记者和灯光、镜头，估计他有种既激动有不知如何是好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虽然不上台面，却更能让我感觉到他的真实和质朴。

     ……

     事后我才了解到，第一位志愿者极欲留在当地的学校继续教书生涯，学校也十分愿意留住这样的人才，可当地的教育部门却不买账，因为多增加一个名额就要多加一份工资。对于这么深奥的理由，一般的志愿者恐怕是难以想见的吧…吧…吧..吧。不过这次他有“面圣”的机会，也适时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估计此事不久就会解决。

     越是落后的地方，越能感觉到权力的作用，并且是那么有效和令人窒息。

    在tuanshengwei干了两个礼拜，我就自我“发配”（这个词是我们部长在和我一次聊天中，说到对上届某志愿者时用到的，考虑到毛太祖就开始用这个词，部长显然并非原创）到基层，开始我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

    服务的单位在华山脚下，虽然没有正式上山，但却有两个星期左右几乎是天天都去。

    从华山东门进去，驱车20分钟才能到达索道的登录口，就在停车场至索道入口之间，有一条近百米但并不算宽敞的水泥路，两边的商家又各有自己的门面房，因此显得拥挤许多。据说前些年一位省上领导来“检查工作”，看到如此拥挤的场面，遂大笔一挥斥资300万重新整合这一带的商业市场，在领导必定是政绩工程，在游人来说，道路宽了，自然更安全。但事情进展的却并不顺利。

    新市场建在停车场旁边，有23家店面，老市场虽然破旧却有41家左右。这就意味着一旦入住新市场，老市场相当一部分商家就必须另寻出路了。所以，只要合同没到期，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毕竟有银子赚哪。不过省上领导一定不这么看，我出了钱你就的出成绩，并且马上临近十一黄金周，正是形象工程出炉的最佳时机，岂容错过？地方领导对此一定心知肚明，并且，必定从300万中捞了不少油水，于是乎，几次三番催促我所在的基层单位，拿出实际行动促成商户搬迁，并且扬言有省上支持，可以动用武警官兵！但问题是，商户的合同到11月底才到期，如果十一之前搬走，损失怎么办？听说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交涉，不过并未达成协议，地方政府只愿意为每家商户拿出200元的搬迁费，根本没有损失费的影子。是啊，到了嘴里的肉还能吐的出来么？

    9月中旬，单位几乎天天上山督促拆迁，不幸的很，我亦厕身其列，这也成为我23年人生经历中为数不多的污点。具体的拆迁任务不是我所在的办公室负责，因此我只是一名明知不对、却又无能为力还时不时自觉滑稽的大学毕业生而已。不过这次说拆迁，其实也是造势罢了，狠话都放出去了，能不给点颜色看看么？耗了一整天，实际上只把两家商户的房屋拆掉了，而且是预先打听好的，因为这户男主人不在家，欺负人家孤儿寡母，c-c-p的伎俩啊，那真叫一个高。先前说的武///警啦，推土机啦通通没来，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干苦力受压迫的基层干部。事后我估计，并非当地领导是菜包，而是他们怕强制拆迁扩大影响，最终捅出那300万的具体用途。几个月后再次上山时，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从9月中旬一直拖到12月，当地领导肯定憋了一肚子气，不过惧于东窗事发暂时忍下了。11月30号合同一到期，12月的第四天（2，3号周末）就兴师动众部署了40多名武警，联合了基层单位和工商管理部门一道，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拆////迁///运////动。那场面可叫壮观：先由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武警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对准店面，再由我们这些苦力帮助店主将屋内尚未搬完的玉器制品抬放到路边，最后腾开道路，用推土机干他个天崩地裂。讽刺的是，党和政府总是低估了老百姓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又总是高估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没有一家商户对于拆迁有半句怨言，那些神武的人民武警官兵们，在看到一切太平之后也尽数退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和一位同事说到：看来这次是合法的。……

     tuanshengwei的两个礼拜是比较轻松的，西部计划的出征仪式一过，就没什么大事在眼前。每天早上7点半起来，洗漱完毕后，要给部长和办公室打扫卫生，无非是擦擦桌子、扫扫地、倒倒水，8点钟上班，也无非是看看报纸，上上网，不时接个电话，或是去二楼发传真或收传真，偶尔去火车站买个票，或是和办公室老师聊天，从团口上的人事是非，到西部计划大学生的轶事（俺来的晚，上次说的聋哑人没碰到，不过也有让俺兴奋的事儿，比如大学生和当地的有夫之妇谈上恋爱，服务期结束后一起私奔，搞的丢了媳妇儿的人找到tuanshengwei来，这人我可是亲眼所见；又比如一位大学生到了服务单位，因为当地不收硬币< 据说没见过>，所以要愤然离去，够狠吧），再到股票的涨落，你能想到的几乎都能谈。不过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听（这也是Y师兄的“遗训”），听听总不会有事吧？平时没事我就听着记着，加上历年学生干部的锻炼，其实这套早都游刃有余了，只不过这次在tuanshengwei，接触的层次更高，获得的信息更多更直接。听过一些事情后，我发现几乎所有在tuanshengwei工作的正副级领导干部，都有极强的权力欲，但这里恰恰是一个权力极小的党政部门，本来能用在工作上的本领，几乎悉数用在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之上，以致小小的团委大院有数个精神失常的病人！！听Y师兄说，他曾经就被其中的一个吓到过一回。……

     按理说两个星期的时间，不会有太多体会，但是还是让我经历了一些。比如为一个白血病女孩进行全社会捐款，总共募捐到10万多，但是tuanshengwei只拿出来3万，其他的钱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是怎么用的。这位可怜的女孩，在病床上提笔，写下她的感激写下她发自肺腑的感谢，如果她的父母是明白人，或许会想到捐款已经被扒皮，但他们恐怕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封孩子在病床上拖着病体写下的感谢信，竟然通不过tuanshengwei的审查！！原因很简单，感谢信没有足够突出tuanshengwei的某位领导，而且不易进行报道。另一位主要领导Y，竟然批示，让她重写一遍就行了，我部曾提议能不能由她口述，我们代笔，结果也没能改变领导的主意。领导或许担心不该造假，而我们却在担心孩子的身体是否受得了折腾。办公室的老师不是对这个决定没有意见，可又能怎样呢？你是在行政机关，你只有执行的份儿。不知道这位女孩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她就这么匆匆的离开了，真的希望她下辈子不要再当中国人。

     另外一件事是tuanzhongyang搞的棋类夏令营。先说一下，贺卫方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你去民政部查，ccp没有进行注册，所以他行使的权力就是法外权力。我想这同样适用于团委系统。团委既不掌握实权，又要满足难以填补的物质欲，就不得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乎，打着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旗号，每年都搞夏令营，棋类夏令营就是其中之一。水平之低暂且不说，她偏偏和全国少儿棋类比赛的权威“华山杯”碰到了一起，凡是想成为职业棋手少年儿童，几近全部都去参加了这个比赛，tuanzhongyang一看没人参加，猴急了，成天打电话给各省的tuanshengwei书记施压，书记给部长施压，部长派给部员，我是真真目睹办公室一位老师守着电话打也找不到人来参加的尴尬局面。我把参赛名单整理好，去二楼给团中央发传真的时候，大概只搞定了五六个学生而已。tuanzhongyang这种吃软饭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儿挣钱，一笔不算低的参赛费，还要加上住宿费、伙食费、活动费，一个学生600多，家长另算。当然，这么不上台面的事不好直说，所以只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发展。不光如此，我在团省委短短两个星期，就还碰到另一个辅导班，团干辅导班的报名。每个地县的名额是2-3人，要求地县（市）的团委书记，或是副书记，或是其他什么没参加过培训的人来参加，一个人报名费、培训费等等就是500多，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他妈都是纳税人的钱！！！

     从今天开始，陆续写一些自己的工作中的见闻以及工作之余的读书心得。

     毕业参加西部计划，到今天已经快半年了，还是从头说起吧。7月份到西安，先是和Y师兄在tuanshengwei，前后总共大概半个月，之后来华阴，也马上要五个月了。就在tuanshengwei短短两个星期中，心中也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一开始在人民武装学校培训之时，一位据估计心理有问题的男生引起我的注意。估计是内向的厉害，他在和部 长谈话时声音已经接近微弱，身体似乎也在颤抖，很明显，他是被分到的单位“退了回来”，所以来向部长求情。很难说这样的学生应不应该接收，接收？安排下去 怎么工作？（据Y师兄说，上届的志愿者中竟然有聋哑人，别说其他工作了，接电话都不行。这样子的学生是怎么通过体检进入西部计划的？& *&*….）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不接收，那又让这样的学生去哪里？走上社会？有单位愿意接收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并不是在责备部 长，毕竟他是对上负责的人，并且在现行体制内有自己的行事规则，我除了同情和思考，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一个学生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心理和性格出了问题，究竟谁该负责？我们学校教育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有没有补救措施？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即便像美 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能保证不会有这样的学生出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有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如果没有，这又是什么样的社会？ 这个社会够“和谐”吗？

     我不相信部长在日常的生活中没有一丁点的同情心，但他的同情心在目前的体制下几乎快被打磨光了，人性的恶和制度的恶加在一起拥有巨大的毁灭力，不仅使无辜 的人遭遇不幸，而且使每一个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都遭到了侵蚀！侵蚀又是那么的悄无声息顺其自然，以致我们把对制度的辩护当作对自己的辩护，最终完成自我 的异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究其原因，制度的恶固然首当其冲，但我们心中没有信念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多少人有真诚的信仰，更没有信仰约束指导下的行动。我们有的只是唯权是尚的唯物 论者。你能指望崇拜权力的ccp人在夜晚突然良心发现，用道德来约束自己？所以，八荣八耻是JT同志提出来的，我并不买账。

     中国要建立自由宪政、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现在学界谈的已经比较多了，但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似乎论述不多，诚然，现代国家对公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已无权干涉，可是我们元气不足精神失落也是有目共睹。那我们到底该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呢？答案是，真诚就好。那到底谁对改变目前的现状有责任呢？答案是， 每一个人。

David  Wang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研究，近年在海外有异军突起之势。以往的现代中国研究多半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史料的累积、数据的堆砌乃至政治的观测，虽提供诸多信而有征的资讯，解释中国的常与变，却鲜能触及实证范畴以外的广大领域。这一现象在晚近有了改变。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及中国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并提出建构“文化中国”的可能刚。走出实证方法学的牢笼，中国人如何“想像”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以及他们所思所存的现在，遂成为一亟待挖掘的课题。

     基于这样的信念，海外学界对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探讨，也较从前展现了不同的风貌。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文学与电影不仅“反映”所谓的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作为大众文化媒介，文学与电影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文学暨电影工作者还声他们的观众，运用想像、文字、映象所凸显的中国，其幽微复杂处，远超过传统标榜纯知性研究者的视野极限。

     哈佛大学1994年出版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20th—Century China)，即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这本书辑有12篇专论，探讨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象，投射中国的面貌，而这些面貌与五四文学、电影传统所呈现的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对话传承关系。合而观之，我们看到三个主要方向：乡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主体性与性别的定位问题；文字与映像组合及拆解国家“神话”的过程。

     这三个方向相互关联。在城与乡形成的象征空间里，中国及中国人的问题得以落实演出；文学与映像所展现的多元意义网络，定义却也分化我们对主体与性别的认知；而国家“神话”的消长，必与文化事业(或工业)营造的幻象符号，互为因应。值得注意的是，海外这些学者谈的既是文化艺术媒介问题，他(她)们也意识到自身的中介地位。一反传统中国通言之凿凿、强不知以为知的权威姿态，文学及影剧学者认知所有叙述的虚拟性与权宜性。隔海看中国，他(她)们讨论从1919年五四到1989年的小说与电影，也无非是“想像”中国人“想像”中国的方法试练吧。

     由于80年代大陆寻根文学的崛起，乡土与都市文学的对垒，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寻根文学着重乡俚风俗人物的素描，往时往事的追忆，乍看之下，只是对彼时日益滥情的伤痕文学的一种美学回应。但当社会潮流引导大家“向前看”的时期，寻根作家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仅向“回”看、向“下”看，而且更要往每个人的内心里看，其所隐示的颉颃姿态，不言自明。寻根派的大将如韩少功、莫言等，也同时可视为前卫的先锋派人物，理由即在于此。

     对海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电影学者而言，“寻根”也恰点明他们现阶段的研究方向。寻根是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传统史学所谓的探本溯源之举。从1989天安门事件看五四，这些学者毋宁更关切以下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及政治动机，主宰我们记忆过去、想像中国的形式与内容?当代的文学及电影发展，揭露哪些五四传统隐而未宣的层面?而五四传统又如何启发了1989年春季众声喧哗的局面?

     若探寻狭义的寻根文学之根，鲁迅在20年代对乡土文学的定义与期许，足堪我们再思。乡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乡土的舞台上，作家铺陈传统与革新、农村与都会、农民与知识分子等对立主题，在在攸关中国现代化的命脉。于此同时，乡土作家也必须面临自己的局限。乡土文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乡土文学作者如何界定自己的创作立场? 是怀乡、忧国，还是自溺?远离乡土的作者如何召唤出原乡的“想像”?乡土文学曾引发多次文艺理论论争，从40年代毛泽东为“人民而写作”的号召，到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再到大陆寻根文学的热潮，不是偶然。

     准此，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可(Michael Duke)教授，分别对韩少功及莫言所作的研究，即颇有可观。湖南作家韩少功是鼓吹寻根文学的大将。他的小说如《爸爸爸》、《女女女》师承福克纳及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处，早已有人论及。刘指出韩少功与五四传统间爱恨交织的关系，才更值得细思。韩所经营的文革劫难中的中国，坐落于疯狂与理性的边缘，充斥无数身心俱残的灵魂；此与鲁迅《狂人日记》中所见那个挟礼教吃人的社会，不啻相互辉映。韩的世界是个阴森古怪的渊薮，而这一想像的资源，与其说是来自西方文学，更不如说是遥指志怪及楚神话传统。韩最好的作品多以文革为题材，但他超越了伤痕文学的狭窄历史视野，为劫后的中国注入一末世景观。他从中国的现在看到了过去，又从中国的过去看到了现在。莫言是8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瞩目的大陆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如《红高粱家族》等极受读者评家青睐。在这些作品中他将荒僻不毛的家乡幻化成神奇灿烂的土地，并另行塑造一套江湖儿女的价值系统，最是可观。但杜迈可别具慧眼，指出莫言另一部作品《天堂蒜台之歌》在乡土文学的传统上，更具引人思辨的潜力。表面上《天》书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煞似农民抗暴的老套故事。但细细读来，我们方知莫言此作实有深义存焉。他的小说在人物、情节及叙事法则上似乎回响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等人的农民小说，也因此间接呼应了毛的延安文艺讲话精神。其实不然。《天堂蒜台之歌》依样画葫芦之余，暴露当年农民文学“天真可爱”之处，并反衬后续历史发展最残酷的一面。小说一方面对当年“新中国”的乌托邦叙述，作乡愁式的敬礼，一方面却也完全颠覆了这一叙述。

     海内外学界这几年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之一，是对沈从文其人其作的肯定。直到70年代末期，沈从文之名仍遭大陆文学史家的刻意曲解与湮没。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年轻作家学者整理他的传承谱系，才赫然重识沈从文的意义。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沉谨敦厚，但决不流于童骏性的乐观或悲观。只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桃花源意境的读者，未免低估了他对文化及人性幽秘面的探索。研究沈从文有年的圣若望大学教授金介甫(Jefferey Kinkley)认 为，沈对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想像最重要的贡献，即在于他首先思考“楚文化”再生的可能。相对于北方中原文化所代表的正统政教意识，南方的楚文化历来偏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当中原(或中央)的霸权不足以诠释或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代表边陲的楚文化也许提供了另外一种出路。楚文化重神话、尚感情、富地域色彩，在理性疆界之外，另辟一幻想及潜意识驰骋的天地。当代作家如古华、韩少功、何立伟等与沈一样，出身于三湘楚地。他们把握此一认识，因此能在盛行40年的“毛文体”外，独创一不同的叙事风格。他们的写作不只是文学上的创新，尤其可视为一种迂回的、与主流对话的政治行动。而就着这许多当代楚文化作家所形成的声音，我们得以重窥半世纪前，沈从文作品中所潜藏的“边缘”政治策略。

     同样是讨论沈从文的贡献，笔者则从另一角度，描绘沈从文原乡想像的特征及影响。沈从文的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定点，也是想像中的梦土。所谓的乡愁未必是旧时情怀的复苏，也可能是我们为逃避或了解现在所“创造”的回忆。作为一极自觉的作家，沈在自己的乡愁中看出种种原乡象征符号的循环播散。如他的《湘行散记》所示，他的故乡贫瘠落后，却正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中国乌托邦神话的起始点之一。徘徊于地理与文字、历史与神话间，沈的乡愁毕竟是中国原乡传统的一环，是一种真情，也是一种想像。当代作家如台湾的宋泽莱、李永平，大陆的莫言都能体会原乡想像的吊诡，各以不同的方式，渲染或解构乡愁的写作方法。他们为原乡文学另辟蹊径，也间接说明了“写实”作家沈从文极富现代意识的一面。

     没有城市，何来乡土?乡土意象的浮现离不开都会的对应存在。两者相生相克的关系，是许多现代政治、经济研究的起点。但历来文学史的研究对城市空间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城市文学的研究，显然不够积极。乡土文学固然是新文学的大宗，但是创作及消费文学者多半是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市井小民所感兴趣的俚巷戏曲、言情说部往往并不能得到“纯”文学工作者的重视。而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 落”的奇怪逻辑，也影响我们对早年都市文学资料的搜集及分析。

     德籍学者傅郝夫(Heinrich Fruehauf)对上海文学文化的精心研究，因此堪称此其时也。他以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上海这个城市如何发展它“摩登”的氛围、如何区分它的社会阶级秩序、如何因此助长了特殊的城市文化与文学。上海文学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却兀自散发着本土的异乡情调。而饱受西潮影响的作家名流，以西方的尺度衡量本国事物，又造就一种二毛子式的双重“东方主义”论述。都会紊乱快速的气息，同时影响了都市文学的叙事节奏及观点掌握；凡此皆足以说明地缘与文化文学想像的关系。精致而世故的都市文化曾因革命而消失近30年。80年代都市文学文化随都市的复兴而重生，但能否恢复旧时风景，尚有待观察。

     20世纪中国文学借城市与乡村两种视景，投射了公众领域内不同层次的问题。在私人领域方面，主体(对性别及意识)的自我追寻则成就一幕幕动人好戏。李欧梵教授多年以前就以“浪漫的一代”含括五四各等维新人物。他们以大胆的言行，激进的姿态，表达与传统决裂的决心，而以自我的建立作为奋斗的目标。但何其反讽的，他们自认最离经叛道的作为往往泄露了传统的影响，何尝须臾稍离。而在感时忧国的大纛下，多数五四“浪漫的一代”竟以牺牲自我、回归群体集权(大我?)，作为最终的政治依归，宁不令人心惊。当自我的追寻成为一荒谬的目标，自我的意义只能以可望而永不可及的方式，作负面的界说。这也使我们深思过去70年代自我的意涵与形式，历经了什么样的转折?为何在号称主体解构的后现代世界里，中国与中国人仍苦苦地追问“我是谁?”

     五四一辈文艺家对主体性自我的辩难，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萌芽。“我”不论是个体小我或是国家社会的大我，原来竟是有性别之分的，不能以一中性(男性)的修辞叙述，一语带过。早在20年代女性运动即受到许多有心知识分子的关注。但不久这一为女性争地位、谋幸福的运动即陷入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尤其当女性意识与阶级意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的政见被有心者混为一谈后，女性运动失去了原本主体诉求的立场，成为国家“革命”节目表里的点缀。80年代大陆的女性运动者重整旗鼓，延续半世纪前丁玲、萧红的女性意识呼声，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方兴未艾的女性运动唱和。而海外关心这一现象的学者，她(他)们的问题是：80年代与30年代的中国女性意识在表达方式与诉求上有何异同?中国女性主义者要如何借鉴西方的策略而不流于人云亦云? 密西根大学的梅贻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教授针对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描写定义自我的方法，有独到见解。她不把自我当作是自足内烁的观念，而将其视为文义文本不断相互指涉、传钞的一种想像。尽管五四诸君子对自我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他们只能以旁敲侧击或否定现状的方式，来推论自我存在的可能。只是，鲁迅的《狂人日记》竟是借“质疑、误解、沟通的失败、意识的混淆”等负面表达行为，暗示对自我的渴望而非完成。同样的手法可见诸郁达夫的作品。他的《沉沦》用嘲仿的笔调，写主人公向往西方浪漫英雄的行径，以及其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下场。梅注意到《狂人日记》之后60年，当代中国作家仍然问着五四时代的老问题。这样时光倒流的现象，何以致之?五四的作家即使反传统，毕竟仍有一传统可供其“反”，他们想像中的自我虽不能一蹴而至，至少有轨迹可循。而当代作家才真正处于一文化、信仰、传统的真聋状态。以老牌作家王蒙为例，他所陷入的语言及意识形态的“铁屋”，其实比当年鲁迅所想像者更难突破。梅的结论语重心长：如果主体的建立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赖传统资源的激荡，那么在一个历经种种狂暴革命、又只顾“往前看”的社会里，企求理想主体自我，何异缘木求鱼?

     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刘禾依循当代西方正宗的女性主义论述， 解读丁玲及两位80年代女作家王安忆与张洁的作品。她强调女性意识的兴起与中国国“体”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中国的历史政治情势既鼓励又压制女性主义运动及文艺表现，这其中的矛盾，最是耐人寻味。曾使丁玲一鸣惊人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对当代女作家仍应有启示作用。这篇小说对女性自我的困境，对父权文化的攻击，以及对女性“书写”风格的摸索，置于今日，依然颇有可观。

     我们若将梅贻慈与刘禾的研究并列，可以发现一有趣的对话。刘禾指出中国女性从来只是父权文化象征系统中的空洞符号，而梅却看到中国男性也好不了多少。他(她)们同样在历史洪流里，捞取材料，填充空虚的自我。也许所谓的父权体系不如许多女性主义者所见，为一森森然的霸权实体。它可能根本是一架空的权威机制，而其中的男性成员一样也是流动的符号，不断寻求意义的依归。

     明尼苏达大学的戴克(Margaret Decker)则采用另一种女性主义的策略：她直捣男性文学阵营，自内部颠覆、瓦解其父权意识的工事。她以五四鲁迅的《伤逝》、50年代方纪《来访者》以及80年代高晓声《村子里的风情》为例，探究女性的社会与感情地位是否在不同时代的男作家笔下，有所转变。这三个故事都以一个男性“负心的人”追忆往日情怀为主线，也都处理了女性在性与婚姻上所受的差别待遇。戴克强调，故事中男性叙述者忏悔的口气、回顾的姿态听来或看来也许动人，却可能是种廉价的救赎手段，以解脱他们的不义；而不论封建或是共产或是民主社会的“公”道“公”理，其实也多是为男性撑腰。80年代男作家处理两性问题时如仍一味地沿袭旧例，那么所谓回归五四传统将成为一种反讽，点出男人不肯长进的事实。

     以上对公众及个人领域的研究导向第三个课题，即电影映像及叙述声音如何运作，以传达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小说及 电影是五四以来影响力极大的文化媒介。它们提供了虚构的空间，以演练种种社会政治议题，而其本身的变化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过程。在“叙述”及“演映”中国的前提下，小说及电影如何扩展它们的声音及视野，又如何相互影响?摆荡在写实与虚构的艺术两极间，小说及电影如何重现历史、改写神话?这些都是值得细思的问题。

     当代学者对小说与电影的研究起自其形式的观察，却能不为(天真的)形式、结构主义的方法所囿。所谓内容／形式二分的论点，早已嫌僵化过时。形式作为一种象征“活动”或活动“象征”，必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运作紧密结合，而其历史动机的复杂多姿，永远耐人寻味。职是，我们要问在特定的时空里，某一叙述及演映形式为何及如何主导观众的想像力?是什么样的权威力量影响形式的“传达”，或“隐藏”所谓的真实真理?现代中国小说、电影的“中国味儿”何处追寻，有否必要追寻?形式的消长起落如何与，国家政教机器形成对话?

     耶鲁大学的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自鲁迅的《故事新编》得到灵感，观察叙述、主体性与国家神话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鲁迅的《故事新编》，顾名思义，是将古老的神话故事重加撰写诠释，赋予新意。但鲁迅重述这些故事的时机和方法，颇有深意存焉。在一个政治紊乱、理法不存的年代里，鲁迅以轻佻的口吻，戏弄的笔触，改写、重述一则又一则古老神话或哲学故事。与他沉重阴鸷的小说集《呐喊》、《彷徨》相比，《故事新编》尤显虚浮不实。古今时序的错乱、寓言意义的涣散，在在令人侧目。鲁迅的叙述形式其实是一种“转”述。经此他同时肯定也否定了“创作”的真谛，凸出也嘲弄了作者“自我”的重要；更要紧的是，他谑仿了那“吃人”的过去也点出现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当代大陆作家如刘恒、张欣欣、韩少功等也都曾在改写古神话上下功夫，也因此回应了鲁迅《故事新编》的反省与批判精神。面对文革后的紊乱，也许这种故事新编的方法可让艺术家一方面重溯传统之源，一方面也避免耽溺于“感时忧国”的老调或文化乡愁的圈套。嘲仿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批判姿态。

     尔湾加州大学的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教授同样自鲁迅着手，却得到另一番结论。他观察现代中国小说叙述声音的流变，归纳其谱系，并思考其形上基础。胡认为中国小说自五四到80年代末基本有一单音独鸣的权威声音，贯串其间。这一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知识体系的崩溃有密切关系。传统知识、文艺的论述是主体意识与客观成规相互激荡下的成果。所谓的客观成规，指的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教哲学思想所累积的一套论世观物、知人治学的方法。当这套成规因五四前后反传统风潮而失去约束作用时，实促进了主体意识的勃发。形诸于文学表现的，正是舍“我”其谁的权威声音。现代小说不论浪漫或写实、反共或拥共、男性或女性，都充斥这一声音。即使80年代像张欣欣所编的《北京人》，号称为上百北京人心声的集结，其叙述也不脱单音独鸣的痕迹。胡志德的结论，与前述梅贻慈等的研究，形成强烈对比。他为我们定义国家叙述(national discourse)的条件与可能时，添加一极具争议性的层面。

     我们最后的重心转向电影，圣地牙哥加州大学的毕克伟(Paul Pickowicz)及尔湾加州大学的周蕾各以不同的采样，不同的理论策略，综论当代中国电影。毕所着重的是资深导演在文革后恢复三日十年代悲喜情节剧(melodrama)上的贡献，而周蕾则探讨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前卫手法及意识形态动机。毕克伟认为描写悲Ⅸ离合、啼笑因缘的悲喜情节剧是中国电影工业的骨干。虽然影评界及学界一般并不重视此一剧种，悲喜情节剧却是小百姓的最爱，而其内蕴的美学及价值系统，亦不应等闲视之。在悲喜情节剧 中，我们看到高潮迭起、悬宕处处的故事、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泪水与笑声、正邪对立的人物及对善恶道德意识的热烈追求。这一传统可以上溯30年代的十万苍、40年代的孙瑜；而自60年代崛起，至今宝刀未老的谢晋，则堪称当前的代表人物。悲喜情节剧永远“有话要说”，它夸张的表演方式及叙事手段在相当程度上发泄了我们深自压抑的欲望与恐惧。它简化的感情道德体系，也为混沌不明的现实，提供一乌托邦式出路。悲喜情节剧电影在三四十年代及80年代大行其道，因此有其历吏背景。

     毕克伟以谢晋根据古华原著改编的电影《芙蓉镇》为例，说明上述观点。这部电影把文革血泪溶为善与恶相争的骨子好戏。经过重重波折，好人得偿，坏人得惩；政治社会复元，“真理”得以越辩越明。但毕并不就此打住。他问道，真理果真站在善的一方面么?当国家的历史被(不断地改)写成简单的情节悲喜剧，我们又如何对过去及未来作更细腻深远的思辨想像?《芙蓉镇》这类的电影好看，但其实不容易看。比诸第五代导演的艺术电影，它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及历史想像问题，其实更要复杂呢。

     周蕾则将电影与文化工业、教育宣传体制、国家主体性及女性主义论述等合为一谈。她所选用的例子是导演陈凯歌根据阿城中篇小说《孩子王》所改编的同名电影。她思考电影叙述如何呈现国家及个人的主体性，但她最终的关怀则是女性在文化媒介中被控制甚或被抹销的地位。她的论述一方面指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强调主体意义的焕发，有赖其与群体的对话而非臣服，另一方面则质疑女性与国家间的对话可能，及相关叙述规则的矛盾。

     陈凯歌的《孩子王》呼应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呐喊：“救救孩子!”。像20年代的作家一样，我们的青年导演在孩子中看到中国的弱势实体的象征，并呼吁“救救孩子”为强化未来国民性的开端。但周蕾尖锐地批判这一“看”中国的角度。就在“孩子们”被温情化、理想化的同时，中国人另一弱势实体——女性——依然被忽略了。鲁迅式“救救孩子”的声音再动听，陈凯歌的映像技术再翻新，并不能掩饰男性霸权主控国家教育及象征符号体系的事实。不去重视女性的地位及实力，只会使改变中国的形象与意识之举，徒托空谈。如前述戴克的研究，周蕾认为现当代的文学及电影仍深深陷溺在男性文化自恋的循环中，如何走出这一循环，认知个体与群体“性别”之差异，才是追求中国主体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以上所论海外学者研究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的三个方向——城乡空间的辩证关系；主体与性别差异的定位；叙述声音与电影映像的媒介功能——使我们了解想像中国、再说中国的过程，何其繁复多元。过分强调实证研究的学者在掌握浮面证据后，往往即对中国的今昔，遽下断论；甚至他们的预言推论也多带有高瞻远瞩的权威气息。研究小说电影这些“小道”，也许可使我们对千丝万缕的中国问题，有更具包容性的看法。在理性与实证之外的想像疆界里，无稽之谈也能透露不少玄机呢。

     这样的看法对传统以“真实”或“真理”为中心的知识论，堪称一大挑战。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这几年一再提醒创作及研究中国文学者，走出写实(或现实)主义的藩篱，不只意味着美学形式的改换，也更意味知识论上的重整及历史观念的更新。只有我们能想像现实以外的种种可能，回过头来我们才能认清“真实”与“真理”的局限与偏执，也才能对从不曾完美的现实，徐图改进。“毛文体”及“毛视景”在中国当代文学电影中逐渐消失，代表了真理至上、革命第一的岁月真已难再。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看中国，除了搬演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众所熟悉的因由外，我们如何正视中国人的想像力，以及我们如何想像中国，实为一饶有意义的新路。海外学者论现当代中国小说电影，虽难逃越俎代庖之嫌，仍不失为一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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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①

　　①维多利亚·奥坎波（1891—1979），阿根廷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编辑《南方》杂志，著有《证言》、《弗吉尼亚·吴尔夫论》等。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①。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马胜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①荒诞透顶的假设。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本纳斯，化名维克托·鲁纳伯格，用自动手枪袭击持证前来逮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后者出于自卫，击伤鲁纳伯格，导致了他的死亡。——原编者注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伦的《编年史》①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木岑)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①塔西佗（55？—120？），古罗马历史作家。传世作品除《编年史》外，有《演说家的对话》、《日耳曼地方志》、《历史》等。《编年史》记述的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之死）至68年（尼禄之死）间的事情。
　　月台上有一盏灯光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丫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于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囗的曾孙，彭囗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像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像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像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像中，忘掉了自已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悦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阴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还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囗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同我儿时的记忆一样。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逸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那是我们的工匠模仿波斯陶器工人的作品……
　　斯蒂芬·艾伯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刚才说过，他身材很高，轮廓分明，灰眼睛，灰胡子。他的神情有点像神甫，又有点像水手；后来他告诉我，“在想当汉学家之前”，他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落了座；我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他背朝着窗口和一个落地圆座钟。我估计一小时之内追捕我的理查德·马登到不了这里。我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可以等待。
　　“彭囗的一生真令人惊异，”斯蒂芬·艾伯特说。“他当上家乡省份的总督，精通天文、星占、经典诠估、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抛弃了这一切，去写书、盖迷宫。他抛弃了炙手可热的官爵地位、娇妻美妾、盛席琼筵，甚至抛弃了治学，在明虚斋闭户不出十三年。他死后，继承人只找到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您也许知道，他家里的人要把手稿烧掉；但是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要刊行。”
　　“彭囗的后人，”我插嘴说，“至今还在责怪那个道士。刊行是毫无道理的。那本书是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汇编。我看过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里死了，第四回里又活了过来。至于彭囗的另一项工作，那座迷宫……”
　　“那就是迷宫，”他指着一个高高的漆柜说。
　　“一个象牙雕刻的迷宫！”我失声喊道。“一座微雕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我这个英国蛮子有幸悟出了明显的奥秘。经过一百多年之后，细节已无从查考，但不难猜测当时的情景。彭囗有一次说：我引退后要写一部小说。另一次说：我引退后要盖一座迷宫。人们都以为是两件事；谁都没有想到书和迷宫是一件东西。明虚斋固然建在一个可以说是相当错综的花园的中央；这一事实使人们联想起一座实实在在的迷宫。彭囗死了；在他广阔的地产中间，谁都没有找到迷宫。两个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彭囗打算盖一座绝对无边无际的迷宫的奇怪的传说。二是我找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艾伯特站起来。他打开那个已经泛黑的金色柜子，背朝着我有几秒钟之久。他转身时手里拿着一张有方格的薄纸，原先的大红已经退成粉红色。彭囗一手好字名不虚传。我热切然而不甚了了地看着我一个先辈用蝇头小楷写的字：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默默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自问：在什么情况下一部书才能成为无限。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我还想起一千零一夜正中间的那一夜，山鲁佐德①王后（由于抄写员神秘的疏忽）开始一字不差地叙说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一来有可能又回到她讲述的那一夜，从而变得无休无止。我又想到口头文学作品，父子口授，代代相传，每一个新的说书人加上新的章回或者虔敬地修改先辈的章节。我潜心琢磨这些假设；但是同彭囗自相矛盾的章回怎么也对不上号。正在我困惑的时候，牛津给我寄来您见到的手稿。很自然，我注意到这句话：我将小径分岔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我几乎当场就恍然大悟；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后世（并非所有后世）这句话向我揭示的形象是时间而非空间的分岔。我把那部作品再浏览一遍，证实了这一理论。在所有的虚构小说中，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在彭囗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却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一来，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后世，许多不同的时间，衍生不已，枝叶纷披。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如说，方君有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方君决心杀掉他。很自然，有几个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他杀死，两人可能都安然无恙，也可能都死，等等。在彭囗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如说，您来到这里，但是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过去的时期，您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糟糕透顶的发音，咱们不妨念几页。”
　　①山鲁佐德，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女子。相传萨桑国国王因痛恨王后与人有私，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翌晨即杀掉。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每夜讲故事，引起国王兴趣，免遭杀戮。她的故事讲了一千零一夜。
　　在明快的灯光下，他的脸庞无疑是一张老人的脸，但有某种坚定不移的、甚至是不朽的神情。他缓慢而精确地朗读同一章的两种写法。其一，一支军队翻越荒山投入战斗；困苦万状的山地行军使他们不惜生命，因而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其二，同一支军队穿过一座正在欢宴的宫殿，兴高采烈的战斗像是宴会的继续，他们也夺得了胜利。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些古老的故事，更使我惊异的是想出故事的人是我的祖先，为我把故事恢复原状的是一个遥远帝国的人，时间在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过程之中，地点是一个西方岛国。我还记得最后的语句，像神秘的戒律一样在每种写法中加以重复：英雄们就这样战斗，可敬的心胸无畏无惧，手中的铜剑凌厉无比，只求杀死对手或者沙场捐躯。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不是那些分道扬镖的、并行不悖的、最终汇合的军队的躁动，而是一种更难掌握、更隐秘的、已由那些军队预先展示的激动。斯蒂芬·艾伯特接着说：
　　“我不信您显赫的祖先会徒劳无益地玩弄不同的写法。我认为他不可能把十三年光阴用于无休无止的修辞实验。在您的国家，小说是次要的文学体裁；那时候被认为不登大雅。彭囗是个天才的小说家，但也是一个文学家，他绝不会认为自己只是个写小说的。和他同时代的人公认他对玄学和神秘主义的偏爱，他的一生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哲学探讨占据他小说的许多篇幅。我知道，深不可测的时间问题是他最关心、最专注的问题。可是《花园》手稿中唯独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甚至连‘时间’这个词都没有用过。您对这种故意回避怎么解释呢？”
　　我提出几种看法；都不足以解答。我们争论不休；斯蒂芬·艾伯特最后说：
　　“设一个谜底是‘棋’的谜语时，谜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么？”我想一会儿后说：
　　“‘棋’字。”
　　“一点不错，”艾伯特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自始至终删掉一个词，采用笨拙的隐喻、明显的迂回，也许是挑明谜语的最好办法。彭囗在他孜孜不倦创作的小说里，每有转折就用迂回的手法。我核对了几百页手稿，勘正了抄写员的疏漏错误，猜出杂乱的用意，恢复、或者我认为恢复了原来的顺序，翻译了整个作品；但从未发现有什么地方用过‘时间’这个词。显而易见，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彭囗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顿、叔本华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时间没有同一性和绝对性。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
　　“在所有的时刻，”我微微一震说，“我始终感谢并且钦佩你重新创造了彭囗的花园。”
　　“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他一笑说。“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感到刚才说过的躁动。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我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打开了那个高高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朝着我。我已经握好手枪。我特别小心地扣下扳机：艾伯特当即倒了下去，哼都没有哼一声。我肯定他是立刻丧命的，是猝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